近几年来，“超级中学”现象取代“县一中”现象，成为教育话题“新宠”。“规模超大、管理超严、训练超强、考试超频、尖子生超多、升学率超高、‘北清率’^[1]超高”，这样的基本特征让“超级中学”拥有天然的“吐槽点”，也有实然的拥趸。

2014年，关于“超级中学”的大规模讨论，肇始于《中国青年报》一篇被公众误认是新闻报道的评论文章。爬梳这些不同的声音，分析“超级中学”形成的机理，有助于我们拨开遮蔽于“超级中学”之上的迷雾，撕掉贴于其身上的种种标签，找到真正有效的治理之路。

一 争议“超级中学”

（一）批评者说：衡水中学破坏教育生态

在《中国青年报》这篇题为《衡水中学到底哪里不正常》的文章中，作者认为，“超级中学”的标杆——河北衡水中学用“胡萝卜”（“洗脑”般的“激情教育”）加“大棒”（违纪必罚）的方式，迫使绝大多数学生进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万念归一”为高考“浴血奋战”，向学生和教育界传递一种有害的“成功学”：为了达到目的（高考大捷），可以不择手段，可以牺牲其他。^[2]

此文引发很大反响。一些评论者从多方面对衡水中学这类“超级中学”展开批评，目标主要指向“超级中学”对外破坏教育生态和对内实行准军事化管理。“超级中学”违反规定跨地区、超计划招生，对尖子生的吸收近乎掠夺，在各地引发生源抢夺战。在内部管理方面，学校往往实行准军事化的“无死角管理”，如衡水中学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10点10分，将学生的时间安排具体到分钟，成绩、德行、卫生全部纳入“量化管理”，“不能退步，不能生病，不能顶撞，不能心情不好，不能慢……”一位衡水中学毕业生回忆那段被量化的青春岁月的文字在网上广为流传。

其实早在“超级中学”兴起之时，就有学者质疑：学校巨型化，必然导致学校组织的科层化，弱化教育性特征。效率是学校管理的“元价值”，人成了效率的工具，学校的育人功能被行政功能、经济功能所淹没。巨型学校容易出现过度负债经营、组织形态臃肿等问题，同时导致新的学校发展不均衡，加剧了一般学校的生存危机。^[3]

在这些批评声中，教育学者杨东平总结的“超级中学”五宗罪尤为引人瞩目。他认为，“超级中学”为人诟病，一是因为对基层的优秀教师、高分学生层层掐尖，导致区域教育“水土流失”，破坏区域教育生态；二是损害教育公平，降低农村学生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三是助长应试教育和升学率评价；四是收取高额择校费；五是大班大校有教育隐患。^[4]

中青舆情监测室通过监测的舆情信息分析认为，七成网友不认可衡水中学模式，认为其通过封闭管理和量化考核的手段，已经成为一座“高考工厂”。^[5]

（二）支持者言：衡水中学做到了“平凡的极致”

尽管舆论对“超级中学”多持批判态度，但“超级中学”亦不缺为其叫屈者、“虔诚的拥趸”和追捧者。

数次考察衡水中学的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叶水涛曾撰长文，对批评衡水中学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建校于1951年的衡水中学既非出身名门，也没有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直到20世纪90年代，依然默默无闻。学校管理十分混乱，教学也是一团糟。^[6]

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衡水中学异军突起，渐渐发展为“超级中学”。“它的脱颖而出，绝不是金钱的奇迹、政策的庇佑……衡中的腾飞，起码是一个由屌丝到土豪的励志故事，而不是灰姑娘遇到王子的童话故事。”叶水涛认为，衡水中学的高考奇迹，不完全靠“掐尖”，“当年名不见经传时怎么能掐到尖呢？”现在有能力“掐尖”，那么“其他能‘掐尖’的学校何以没有创造出如此奇迹呢？”他认为学校的管理、教师的教育引导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对于衡水中学精确到分钟的时间表和准军事化管理，叶水涛认为，中学生自觉程度不高，自控能力不强，时间观念不明确，学校要帮助和指导学生安排好时间，培养学生的时间观念和自控能力，精细化管理时间并没有什么不妥。但他也坦陈，要研究“让衡水中学的时间管理变得更为有效，更为人性化”。^[7]

也有人认为，舆论过于强调“育人功能”，而有意轻视或无视现实层面的“筛选功能”，其对学校单向度的责难并不公平。^[8]“衡中模式是基层教育为了应对高考挑战被迫采取的措施，正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不追责楚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