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关税减让的空间日渐狭小，贸易便利化的促进作用愈加明显。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主义再度升温，通过对贸易便利化的阻碍形成相对“隐性”的“贸易非效率”及市场准入壁垒正是其重要手段之一。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国家战略，上海自贸区“以开放促改革”，核心是制度创新。而贸易便利化不仅涉及政府职能的转变、管理模式的创新，还直接关系到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的提高，是营造公平、透明的良好贸易环境，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完成国家赋予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这一重要使命的重要途径。

一 上海自贸区贸易便利化的内涵

贸易便利化既老又新。尽管早在1923年国际联盟就已提出贸易便利化议题，但时至今日全球范围内依然没有形成关于贸易便利化的统一定义。WTO、WCO、OECD、APEC对于贸易便利化的规定不尽相同。这与它们各自的侧重点存在差异不无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贸易便利化本身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已成为无论承担主体还是衡量客体均日渐多元化的复杂体系。最初的贸易便利化，集中于边境措施，海关是其能够取得进展的关键；如今的贸易便利化，更多涉及边境内措施，一国整体的营商环境成为重要考量，检验检疫、工商、税务、外管等政府部门均发挥一定的作用。这也是通常意义上贸易便利化的狭义与广义之分。但无论如何，贸易程序的简化与协调、快捷与统一、开放与公平、透明与可预见性，一直都是贸易便利化的核心内涵，其根本目的则在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减少贸易壁垒和扭曲，推动国际贸易高效、稳定、安全发展。

1.WTO《贸易便利化协定》与贸易便利化的基本发展方向及要求

作为全球性多边贸易组织和国际贸易规则的主要制定者，WTO对于贸易便利化的规定无疑是最为基本的。从2004年开始，WTO主要就《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5、第8、第10条，即“过境自由”“进出口规费和手续”“贸易法规的公布和实施”展开贸易便利化谈判。尽管由于印度等成员方的反对，2013年12月达成的《贸易便利化协定》（见表1）未能如期在2014年7月获得通过，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规则层面贸易便利化的基本发展方向和要求。

表1 WTO《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基本规则条款

2.上海自贸区贸易便利化的主要规定及内涵

中国对WTO贸易便利化谈判持开放积极的态度，提交和参与联署过多份提案，并在2014年6月如期向WTO《贸易便利化协定》筹备委员会通报了自身的A类措施，希望通过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及约束推动包括自身在内的全球贸易环境的改善。而随着贸易便利化重要性的日渐突出和覆盖范围的不断拓展，降低跨境交易成本、促进要素跨境流动、提高贸易可预见性所涉及的跨边界尤其是边界内的敏感问题和实施难度也在不断增加，已与中国自身正努力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紧密交织在一起。2013年7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了包括便利通关、减少进出口环节收费和法定检验种类在内的6项通过制度创新、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具体措施。两个多月后正式挂牌的上海自贸区只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将“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治环境规范”以及“率先建立符合国际化和法治化要求的跨境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1]作为自身的目标之一。其贸易便利化的主要内涵，可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2]（以下简称《条例》）的相关规定中一窥究竟。

2013年9月的《总体方案》并未形成“贸易便利化”具体而直接的集中规定，而是散落在各处。无论是“总体要求”中的“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还是“主要任务和措施”，抑或是“营造相应的监管和税收制度环境”，其具体条款均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与贸易便利化联系在一起。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简化行政手续是贸易便利化的必然要求，“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创新监管服务模式”的相关措施对贸易便利化的推动作用明显。而服务业扩大开放、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也是平等准入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