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改革开放以来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时隔9年后，党和国家再次对我国民族工作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突出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尊重历史、符合国情、顺应人心的基本特征，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的发展前景，对我国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百年”目标进程中，解决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实现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健康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 改革开放以来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背景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解决好民族问题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根本任务。因此，民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事务。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在不断探索和完善民族政策体系的进程中，形成了把握民族工作全局、针对民族事务专项、突出差别化区域政策的会议工作机制。

在改革开放前，民族工作会议主要以中央地方局的组织形式进行，如1954年西南局召开的西南民族工作会议，1961年西北局召开的西北民族工作会议，这类会议都涉及对民族问题形势的判断、民族政策的阐释和区域性的特点。其他关涉民族事务的全国性会议，如牧区工作、贸易工作、工商事务等则属于专项。具有事关民族工作全局的全国性会议，当属195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在青岛举行的民族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讲话，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对我国的民族政策进行了阐释。

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工作在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全面恢复。198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这部基本法律的颁布不仅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而且把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原则纳入法律范畴。这对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作用。以198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为标志，我国的民族工作在明确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的基础上，确立了把经济工作放在民族工作首位的方针，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要求。

1988年，第一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中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国家行动。在此期间，党中央针对一些自治区的整体工作也通过“纪要”等批复的方式给予了因地制宜的指导，其中1980年、1984年党中央相继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了针对经济社会发展滞后问题最突出的西藏自治区实行差别化区域政策的工作方针。这些关系到民族工作的重要举措，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两个大局”战略的梯次推进、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形成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工作机制。

1992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这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引起国际形势大变局情况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形成的巨大冲击，使一些人在“和平演变”的现实危机感中，产生了对社会主义前途、改革开放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怀疑和动摇。相应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过程中的民族冲突及其引发的民族主义浪潮和国家重组以及1989年西藏拉萨的骚乱、1990年新疆巴仁乡的暴力事件，也引起一些人对我国民族问题的忧虑，出现了认为我国民族政策的理论依据和制度结构是学习苏联的产物等认识。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关于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政治定力，不仅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继续发展的大局，而且坚定了在新形势下做好民族工作的信心。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为主题，在肯定成就、总结经验的同时，分析了民族工作面对的新形势，明确了20世纪90年代民族工作的大政方针和主要任务，提出了“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密切联系各个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共同奋斗”的任务。^[1]1994年，国务院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