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更加迅速，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日益增多，城市居民多民族化现象日趋明显，城市民族问题更加凸显，城市民族工作变得更加重要。

一 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现象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化率呈现出逐渐提速发展之势。在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现象明显。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少数民族人口中，除了部分世居少数民族外，大部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工作调动、学校毕业分配、军队转业等形式落户城市的。改革开放后，除上述政策因素以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大量的人口流动，广大少数民族人口以务工、经商、婚嫁等形式，大量流迁至广东、上海、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等东部地区及关中城市。

进入21世纪，城市少数民族人口增速加快，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现象日趋明显。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城市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多。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北京市少数民族人口80.1万人，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21.6万人，增长36.8%；^[1]上海市少数民族人口27.6万人（不包括其他未识别的民族和外国人入籍中国的人口），比2000年的10.4万人增加了17.2万人，增长165.4%，大大高于全市人口增长速度，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比重由2000年的0.6%提高至1.2%。^[2]

1982年，深圳市少数民族人口不足400人，到2000年增加至22万多人，而到2010年已增至75万多人。^[3]浙江省外来少数民族人口，1990年只有1.5万人，2000年达到15万人，到2007年增至66.6万人，而到2011年初已达149.6万人，与2007年相比，几年间净增83万人。^[4]天津市少数民族人口，1990年为20.3万人，2000年增至26.7万人，到2010年达33.1万人。^[5]浙江省宁波市少数民族人口，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为3980人；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常住少数民族人口33714人，暂住少数民族有6万多人；到2010年全市常住少数民族人口约4万人，暂住少数民族人口达20.7万人。^[6]据悉，2010年前后，深圳、广州、宁波等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都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7]可见，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在一些城市迅速增多，原因不是人口自然增长，而是大量少数民族人口的流迁。

在城市，少数民族人口随着人数的日益增多，在一定区域相对聚集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一些城市出现了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聚居的街道社区，如山东省即墨市的西元庄社区、浙江省宁波市的芝兰社区、江苏省南京市的健园社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的银海社区、云南省昆明市的顺城社区等。

第二，城市少数民族成分明显增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少数民族人口大量流迁，许多城市中少数民族成分不多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城市少数民族成分明显增多，过去未曾有的55个少数民族成分齐全的城市也开始出现。例如，新中国成立时，北京市有38个少数民族，到1990年全国55个少数民族均可在北京找到；1951年，上海市有11个少数民族成分，到1990年达44个，而2000年达52个，如今55个少数民族成分齐全；1981年，深圳市只有12个少数民族成分，到2000年达54个，而2008年成为55个少数民族成分齐全的城市；广州市在过去只有几个世居少数民族成分，如今也成为55个少数民族成分齐全的城市；天津市少数民族成分，1990年有41个，2000年增至49个，而2010年达53个。

第三，非当地户籍少数民族人口远远超过当地户籍少数民族人口。随着少数民族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在各级城市少数民族人口中，除了当地户籍人口以外，非当地户籍少数民族人口愈益增多，并且逐渐成为所属城市少数民族人口的多数。2012年，广州市少数民族人口近64万人，其中户籍少数民族人口只有6.3万多人，而非户籍少数民族人口达56.7万多人；2011年3月，深圳市少数民族人口达79.5万人，其中非户籍少数民族人口占93%以上，户籍少数民族人口只有5.2万人；到2010年底，上海市少数民族人口达27.6万人，其中非户籍少数民族人口有17.8万人，约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64.4%。^[8]2010年，宁波市少数民族人口约35.7万人，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31.8万人，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89%；青岛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近20万人，而少数民族户籍人口只有3.3万人。^[9]

二 城市民族问题表象与走向

城市民族问题是民族问题在城市的反映，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成员在城市适应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