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的观念与制度都开始对中国产生深刻的影响。尽管中国在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上有别于西方国家，但法治国家应有的社会权利意识以及社会法需求却在中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当前，政府在社会福利上的政治承诺其实并不少于西方发达国家。而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社会福利水平的鲜明对比自然也会使中国政府备受压力。当前，中国政府倡导的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传统社会民本思想的延续，却和现代社会权利意识有着相当大的契合性。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也提出，要完善教育、医疗、就业、食品安全、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慈善、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这些民生方面的立法要求也是适应中国社会法的发展要求。在制度层面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法立法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种发展也体现在地方立法层面上。安徽省社会立法的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改革开放之前相关法治观念淡薄，即使要为公民提供社会福利保障，也不是通过制定法律以及法律的实施方式——规范化与程序化的司法与执法予以保障的。那时城市社会在单位制度下被整合于行政系统中，公民享受的社会福利完全依赖于国家的计划分配。农村在改革开放之前更是缺乏社会福利保障，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负福利”状态^[1]，农民作为弱势群体比城市居民更加贫困，不仅缺乏社会福利保障，而且还要额外补贴城市，承担沉重的农业税，这不仅不会减轻不平等，还会加重不平等。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的社会权利保障及其立法已经有了较大进步，虽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向好的方向发展是主流。

一 安徽社会法立法的发展现状

地方政府的立法权主要限于行政立法、经济立法、社会立法三种类型。为了能够了解安徽省的社会法现状，需要对这三种类型进行适当的区分。由于理论上对经济法、行政法、社会法的概念、定位、区分都存在争议^[2]，本文对经济立法与社会立法大致做出如下区分：经济立法一般是涉及经济秩序的管理与安排的立法，以提高经济效率为核心目的，而社会立法尽管也可能涉及经济秩序的管理和安排，但其主要目的却不在于提高经济效率，而在于促进社会的全面与均衡发展，实现社会公平。由此看来，劳动法应被划归为社会法的范畴。劳动法的目的在于解决雇主与雇员之间因力量不对称导致的谈判能力的不平衡问题，如劳动法对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期限、解除合同条件及其赔偿有着特别的规定，这迥异于普通合同法。而经济法中的竞争法也涉及社会公平问题，但竞争法的出发点主要是效率，因为垄断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状态^[3]，而且从道德常识的角度来看，竞争法涉及的是不同企业之间竞争的公平性问题，是强者之间的竞争规范问题，因此不属于社会道德意义上关于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公平性问题。就行政法与社会法的区分而言，行政立法一般以授予、规范与限制行政权为主要内容，而社会法一般会赋予公民一般性或特别性的福利权利。社会法在赋予公民一定的福利权利的同时，一般也会为保障这种权利而授予行政机关一定的行政权，并做出相应的规范与限制。尽管两者存在一定的重叠，但可以根据立法目的在语义上对两者做出粗略的区分。社会法、经济法与行政法都涉及政府对社会的行政管理，但只有社会法在授予政府行政权力的同时也提出了赋予公民福利权利的要求。根据上述区分，本文首先就分析安徽社会法立法的总体概况，再通过对比三者的发展情况来观察社会法立法在地方政府立法中的相对权重。这里主要以安徽省地方性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为依据材料来分析安徽省社会法发展状况。

（一）安徽省社会法立法的总体概况

本文对安徽省现有的社会法种类与具体立法进行了粗略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安徽省现有社会法种类与具体立法的粗略统计

续表

根据表1，从条文的内容来看，安徽省现有社会法还是比较齐全的。既有保护特殊性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法规范，如妇女保护性立法、未成年人保护性立法、老年人保护性立法、流浪人口保护性立法、劳动者保护性立法，也有针对特殊内容的社会法规范，如最低生活保障立法、住房保障立法、医疗保障立法、社会道德与慈善事业立法。这些立法都从权利本位出发，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