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也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活跃阶段，而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显得十分尖锐激烈。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各种价值观、道德观及多元意识形态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对我国的文化环境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影响和冲击显现了巨大的能量，成为危害社会思想文化形态的重要场所和发源地。因此，从文化安全的视角审视，这也是网络舆情传播治理的主要动因之一。

网络舆情治理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信息传播条件和环境的安全（技术控制、信息源控制）；二是对人与人在网络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和需要（包含虚拟的需求）的控制。^[1]网络舆情治理的实质是日常社会对虚拟社会的控制，即日常社会控制方式、手段和途径，如法律、行政、道德、经济、习俗、宗教、艺术和舆论等，在虚拟社会环境和条件中的延伸。^[2]

一 网络舆情生态的重大积极变化

（一）网民规模进一步激增

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约为6.49亿人，全年新增网民3117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7.9%，较2013年底提升了2.1个百分点（见图1）。^[3]

图1 中国网民规模与互联网普及率

（二）自媒体崛起引发网络舆论场格局变化

截至2014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约为5.57亿，较2013年底增加5672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进一步提升，由2013年的81.0%提升至85.8%（见图2）。^[4]

图2 中国手机网民规模及其占网民比例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抽取2013年100件热点舆情，发现在首发曝光的媒介中，体制内媒体所占比例接近三成；市场化媒体约占1/4；而网民和网络认证用户通过互联网自媒体曝光的则接近半数，很多爆料因为市场化媒体或体制内媒体的介入而迅速升级扩散（见图3、表1）。

图3 100件热点舆情中首发曝光的媒介

互联网为大众提供了信息互动平台，不断成长为新闻曝光、舆情发酵与传播的主要渠道。

表1 2013年网络自媒体首发的热点舆情

（三）网络环境治理效果显著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2013年8月以来政府骤然加大互联网管理力度。公安部部署专项行动，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在互联网蓄意制造传播谣言、恶意侵害他人名誉、非法攫取经济利益的秦志晖（网名“秦火火”）、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等人被抓。此后，陆续有多名加V认证的微博“意见领袖”被拘，包括拥有1200余万微博粉丝的超级大V薛必群（网名“薛蛮子”，嫖娼）；活跃于云南的地方“意见领袖”董如彬（网名“边民”，恶意编造谣言牟利）。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出台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经过数月的清理，网上的负面信息和声音明显减少，帖文情感词力度下降，正面声音日渐增多。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抽取100位活跃“意见领袖”的微博，发现以2013年8月10日国信办主任鲁炜提出互联网“七条底线”为拐点，此前两个月累计发博72481条，此后两个月累计发博65126条，下滑10.1%。

8月10日以后，体制内媒体微博和政务微博的发博量超过了“意见领袖”，提示微博舆论场上两支“国家队”乘势崛起。

但打击网络谣言和犯罪也出现了一些引发质疑的案件。如河北清河县女网友发帖询问命案“真相”被行政拘留5日；甘肃张家川一名16岁的初中生发帖质疑一起死亡事件有内情被刑拘。互联网是否构成刑事入罪的“公共场所”，如何界定网上“寻衅滋事罪”成为各方讨论的焦点。

二 网络舆情总体态势

自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总体舆论平稳有序：改革舆论平稳有序，社会共识不断凝聚。群众期盼中央继续强力反腐、转变政府作风、改善民生，思稳定、盼改革、求发展依然是社会舆论的主流态势。局部舆论突起波澜：经济增速回落引发境内外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各种争论；新疆暴恐活动迅速加剧，极端宗教势力和邪教引发境内外高度关注；越南、菲律宾、日本、美国等联手在东海、南海制造事端，炮制反华、丑华言论。

（二）多项改革难题开始“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