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调研背景与目的

近年来，国内社会开始高度关注游离于货币信贷政策与金融监管之外并致其失灵的“影子银行”活动。尤其从2011年开始，影子银行概念在媒体报道中异常活跃，并具体指向了以“银信合作”理财业务为代表的一些金融活动。^[1]在2011年5月6日召开的银监会第22次常务扩大会上，时任主席刘明康则强调，“在防控‘影子银行’风险上，要严格按照时间表做好银信合作表外转表内的工作，加强影子银行问题的调查研究，做好跟踪分析。”同年8月17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对他的专访文章《严防“影子银行”风险传递》，即指出资金供需矛盾催生了各类借道理财和所谓创新的影子银行活动。在此之前，银监会已经逐渐收紧甚至局部叫停了发展五年之久的银信合作理财业务。2011年12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评论》编辑部针对这一时事热点问题甚至专门主办了“影子银行与宏观审慎政策”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监管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国际组织以及金融业界等一百多名参会者对此发表译论，看法不一。

2012年，在我们执行国情调研项目期间，关于国内影子银行活动的争议依然热度不减。除了大量国内外媒体的报道之外，2012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还专门描述了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状况，其中重点提及信息相对透明的信托公司及其类似贷款业务、民间放贷人（Informal Lenders）及其业务、银行理财业务等。^[2]相应的，《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的一篇文章甚至给出了似乎较为贴近现实的估计，^[3]截至2012年第三季度末，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存量规模高达28.3万亿元，相当于同期银行业金融资产的22%，GDP的55%；前三个季度提供的资金规模达3.87万亿，相当于央行统计的社会融资总量的30%；而且，目前该类业务资金提供方所获年息大多在10%左右，远高于一年期银行贷款6%的基准利率。在此之前，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就曾估计2011年包括银行承兑汇票、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在内的银行表外贷款，即其所指的影子银行业务规模，约占银行表内贷款的22%。^[4]

然而，无论监管部门还是学术界，对于国内影子银行活动及其在信托业务中可能存在的现实，都还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由于缺乏有力证据，这种境况不仅对于货币信贷政策和审慎性金融监管政策不利，也极其不利于信托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的发展。

信托业务仍然是国内金融创新的重要试验田。现实的经济状况、金融监管体制和业务经营之间，本身经常蕴含着矛盾冲突。在这种复杂背景下，一些市场化的金融活动与政策干预之间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对于一些具有影子银行性质的信托业务，是否具有积极引导的政策价值非常值得深究。不同的行动，可能导致的结果相差悬殊。因此，考察它们是否真实存在，权衡它们存在的真实利弊，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二）调研思路与方法

本次国情调研的目的在于用事实论证国内信托业务中是否蕴含影子银行的实质，探究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替代了传统的银行业务；并澄清其中的真实含义，探究它们在冲击传统体制下的政策执行与创新性化解现实金融矛盾之间的真实利弊关系，从而在矫正政策干预和引导信托公司发展方面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

本次国情调研的对象是国内信托公司开展的资金信托业务运作情况，考察其中是否具备“影子银行”性质。调研的主要内容包括信托公司的主要资金信托业务类型、资金来源和运用方向、产品结构设计及同业合作状况。在汇集以上数据资料之后，进行专门分析和反馈。

关于调研地点的选择，我们主要考虑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信托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的典型代表性，二是现实数据的可得性、可信度及比较分析价值。为此，根据我们以往跟信托业协会以及部分信托公司的良好合作关系以及对调研问题的经验认识，最终选择北京、上海、太原、济南等四个主要城市进行调研。这些城市大致代表了国内信托业相对集中且较为活跃的东部和中部地区。

调研过程包括如下几个主要步骤：首先，在理论逻辑方面，团队跟踪国内外在该领域中最新的学术研究进展，对影子银行概念在国外金融体制中的本质含义及关键特征进行明确界定，收集国内有关事实报道及已有证据。然后，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对各个样本城市及受访对象进行集中座谈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