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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的廉政文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作者:任杰 徐方平 出版时间:2014年03月
    摘要:

    在董必武廉政文化思想中,良好的道德是廉政文化思想的坚实基础,良好的作风是廉政文化思想的集中表现,完善的制度是廉政文化思想的有力保证。在董必武廉政文化思想的形成中,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基础,无产阶级是阶级基础,共产党人是党性基础,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是实践基础。学习董必武的廉政文化思想,我们应大力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建立强有力的监督约束机制和健全的法律制度。

    众所周知,董必武是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之一,又是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10位中国代表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重要职务,一直辛勤工作到89岁。

    董老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他从不以党和国家的“元老”自居。他说,国民党是吃垮的,是被自己的腐败打倒的,共产党今天执政了,绝不能沾染国民党的毛病。董老堪称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典范,他的廉政文化思想对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 董必武廉政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封建社会时期的“特权”“官本位”“人治”等封建主义思想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侵蚀着一些党员干部的言行。这些消极因素使一部分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混乱,造成了一些贪污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严重地危害和阻碍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面对这种现象,董老提出,反腐倡廉工作必须从我们的党员干部抓起,加强道德、作风和制度建设,并倡导“俭以养廉”的思想,这是从内到外拒腐防变的坚固坝堤。

    1.良好的道德是廉政文化思想的坚实基础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指出:“德,国家之基也。”[1]道德是廉政的坚实基础,也是一个国家健康运行的基础,具有长期性、持久性的特点。道德能塑造人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良好的道德能推动人们按照正确的方向做出正确的行动。守住自己的道德准则,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不致腐败堕落,就必须不断加强自身修养,重视道德操守,树立大公无私的正确人生观。这是董必武廉政文化思想的重要基础。

    董必武一直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他有良好的国学根底,擅长旧体诗,在诗词和书法方面的造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从1939年到1975年,他一共写了1300余首诗。这些诗的草稿都写在旧信封、旧日历、过时的请柬及各种形状的废纸上。平日练习书法,他也不肯用白纸、宣纸,都是用旧报纸。他所用的毛笔,笔头掉了也舍不得扔,用胶粘在笔杆上,或用线捆扎在笔杆上继续使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见他一直用着已经不能再用的旧笔时,劝他扔了,董必武解释说:“一支笔,一片纸,一把牙刷,不值多少钱。可是,我们是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每个人浪费一点,几亿人加到一起绝不是个小数。社会财富,大家要爱惜呀!”[2]这一事例有力说明了节约意识、廉政思想已深入到了董老的日常生活当中。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目睹一些干部居功自傲,滋生特权思想,脱离群众,甚至以权谋私、违法违纪,十分忧心。1963年10月,董老到贺兰山视察植树造林工作时,看到了过去军阀马鸿逵在贺兰山腰修盖的别墅、戏台、警卫哨所等,便赋诗讽刺曰:“军阀图宴安,周围列哨戍。人民起革命,巨帚扫旧污。”阐明了官僚腐败激起民愤而引起革命的因果关系,同时也从反面说明了廉政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

    董必武说过:“人民是主人,而政府干部都是长工。”[3]董必武的人生观就是立党为公,无私奉献,把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当作人生的快乐。对在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他约法三章:一、不许向地方上要东西;二、不许假借自己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活动;三、不许接受礼物。[4]每逢组织上安排新同志到他身边工作,他都要当面讲清这三条规矩。

    董必武认为,“我们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和过去的改朝换代不同。”[5]“做行政工作不是做官。”他认为共产党员应当事事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董老从不以党和国家的“元老”自居,而是“甘为民仆耻为官”[6],常把自己比喻成“补洞洞”“跑龙套”[7],总是把自己融入到整个人民革命事业中,把自己看作这个队伍中的普通一员,把自己担负的工作当作革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他写下的诗“新功未建惭高座,老本无多啃早完”[8],体现了董老崇高的思想道德风尚。

    2.良好的作风是廉政文化思想的集中表现

    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认为当权者应该以身作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