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存续都必须要有主流文化作为该社会的核心理念、制度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基础、指导和评价标准。文化是制度之母。文化催生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同时制度也反过来滋养和充实文化的内容。主流文化既与共同体的存亡息息相关，更与普通百姓的生活唇齿相依。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特别是文化对公民个体自由、自主和自我实现的角度看，主流文化经历了近代以前对个人（主要是大多数人）自由和权利的压制及限制和近代以后主流文化逐步转向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尊重和弘扬。一言以蔽之，人权文化构成了近代以来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主流文化发展的主脉。人权概念尽管源于西方，但追求人权、高扬人权的思想在中国自古就有。自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革命的主线就是不断争取广大中国人民的人权。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口号诸如“外争国权，内争人权”“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等都反映了20世纪的中国革命史就是一部人权史。尽管20世纪中叶随着中西方冷战的展开，“人权”一度被视为专属于西方而遭到冷遇，但到20世纪80年代，人权的中国特色和话语体系不断建构，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签署和批准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以来，人权文化逐步成为中国主流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觉醒的权利意识和维权行动反映了人权文化的不断勃兴。2004年人权条款的入宪，不仅充分证明了人权文化在中国的普及和民意基础，而且也标志着制度层面的人权文化建设全面进入法治的轨道。与“公民”相对的“国家”以根本法规范的形式做出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庄重承诺，使人权文化不仅构成了国家层面的文化战略，也构成了全社会每个公民基于“人之为人所应享有的权利”的文化权利观。换句话说，所谓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其面向可以多种多样，但其价值指向最终落脚点必在人权，即享有人权和实现人权。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表述也可以说是人的全面发展。本文试图从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建设的视域探寻人权文化建设的三个基础性问题。

一 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和人权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主流文化是一个社会一定时期多元文化形态中的主流，它主导着该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是在该社会的主要领域中起决定作用的观念意识和理想与追求。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是对当代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巨大促进作用的文化形态。它的形成和特色及未来的发展形态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当代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合理、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果的中国表现，具有先进性、时代性、传承性、主导型、开放性、包容性等多重特质。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代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大力发展文化建设事业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之一。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政治体制的改革也逐步推开，但文化体制的改革和文化发展及其影响力与经济方面的成就不能匹配。文化发展的滞后不仅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国际社会也对我们发展的不均衡性提出了质疑，甚至断言中国能出口电视机，却不能出口电视剧，说明我们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十分薄弱。即使有外国人推崇中国文化，其范围也仅指中国古代文化。为此，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我国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既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尽管我国文化经过五千年发展，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象，它既对中华民族自身的形成、繁衍、统一和稳定产生了巨大影响，又以其深厚的文化内容和底蕴影响着世界其他民族和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