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区作为北京市城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城乡接合部特征明显的行政区，如何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是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对此，积极总结近些年来朝阳区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社会管理的实践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研究统筹推进朝阳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具有重要的意义。2012年10～11月，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朝阳区近郊社会管理”课题组对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地区、来广营地区和崔各庄地区的近郊社会管理进行了调研，在总结相关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分析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未来工作取向的相关建议。

一 朝阳区近郊社会管理探索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朝阳区城市化进程中，近郊地区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村落熟人社会，变成了来自四面八方、人口构成相对复杂的陌生人社会；随着社会的分化，新兴社区中的成员出现明显的不同利益诉求；原有村民随着生活工作方式的转变，面临新的身份适应；外来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则对社会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形势，为近郊基层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问题与任务。对此，朝阳区积极探索社会管理新的途径与机制。

（一）推进朝阳区城市化对社会管理的需求

作为北京市最大的近郊区，在1993年实施的《北京市总体规划》中朝阳区全部被列为城区。2000年，朝阳区全面启动“绿化隔离”工程，从这一年起郊区的城市化开始以加速度推进，朝阳区抓住绿化隔离地区建设、城市功能区建设、奥运建设、土地储备等重要机遇，按照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战略统筹各项工作，郊区城市化取得长足进展。据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按照《北京市郊区城市化监测指标评价体系》进行的测算，2000年朝阳区农村城市化实现程度为88.6%^[1]，到2011年，朝阳区农村城市化综合实现程度达到96.7%^[2]，列北京市各郊区县首位。作为城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城乡接合部明显的地区，朝阳区的郊区城市化发展为北京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

朝阳区郊区城市化快速发展不论是在发展动力、发展模式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都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这就对社会管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从发展动力上来看，朝阳区郊区城市化不同于城市化的一般理论和国际经验^[3]。其主要动力不是来自北京中心城区中上层人口的直接迁移，也不是郊区自身的工业化推动，而是来自中心城区发展中的压力释放或者需求波及。比如，中心城区发展的空间压力产生了对郊区城市建设用地的需求，为缓解中心城区的生态环境压力等而实施的“绿隔”工程产生了对郊区农用地转绿化用地的需求，在中心城区工作的社会中下层的生活成本压力产生了在郊区地区的居住需求，等等。

从发展速度上看，正是因为上述需求的迫切性，朝阳区城市化速度非常快。从2000年北京市“绿隔”工程全面启动以来，大量村民搬迁上楼，集中居住、撤乡改街（地区）、并村改居，改变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作为城乡接合部地区，近郊地区流动人口快速聚集。这些使得郊区城市化成为一个社会结构更为复杂的急速社会变迁过程。这一急速的社会变迁，以及变迁过程中凸显的各种社会问题，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直接背景。

（二）朝阳区近郊社会管理实践探索

在社会管理方面，朝阳区在郊区城市化过程中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从领导机构到基层行政机构的建制改革为做好社会管理提供了主要保障，在社区建设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从对南磨房地区、来广营地区、崔各庄地区的调研来看，这些地区社会管理的探索，回应了郊区城市化过程产生的社会需求，较好地解决了郊区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在行政管理体制和基层治理结构方面，朝阳区进行了撤乡改地区。在此过程中逐步弱化对原乡镇的经济考核，强化地区的城市管理、社会管理职能。地区办事处作为郊区城市化过程中行政管理体制的过渡形式，行使农村管理和城市管理的双重功能。2005年7月，大屯街道办事处成立，成为北京市第一个撤乡建立街道办事处的地区。目前，朝阳区全部乡镇已改为地区办事处。2012年，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朝阳区19个地区全部设立了社区办，加强社会管理。

地区办事处在朝阳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