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3年04月 |
一 背景
城市化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2011年城市化水平超过50%,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相关测算,在过去20年间,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对我国各省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6%[1]。但是,城市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城市化进程中妥善安置征地搬迁村民,使其就业生活得到保障。对此,在一些地方因为侵犯征地搬迁村民的利益,引发矛盾与冲突,甚至是人身伤害或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北京市近年来城市化快速推进。以大兴区为例,近年来搬迁镇共9个,搬迁村123个,涉及搬迁村民38216户,近10万人。在如此大规模的征地搬迁过程中,如何妥善安置征地搬迁村民,保障征地搬迁村民的利益,北京市郊区县进行了积极的探索。2012年7月,我们对北京近郊区326户征地搬迁村民的安置生活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包括生活幸福感。生活幸福感是社会成员对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通过生活幸福感的分析,可以从一个方面分析征地搬迁村民安置后的生活现状。
二 征地搬迁村民生活幸福感现状分析
(一)征地搬迁村民生活幸福感状况
第一,从总体来看,被调查征地搬迁村民生活幸福感较高。有26.2%被调查村民认为目前生活十分幸福,50.2%认为生活比较幸福,二者合计占到76.4%,也就是说有3/4被调查的征地搬迁村民认为生活幸福,而选择“不太幸福”的比例为1.9%,选择“很不幸福”的比例为1.6%,合计只有3.5%的居民认为自己现在生活得不幸福。总体上看,大多数被调查对象幸福感较高,只有极少部分居民的幸福感较低(见图1)。
图1 北京市征地搬迁村民生活幸福感
第二,不同性别征地搬迁村民的幸福指数。[2]从性别来看,男性村民总体上幸福指数高于女性村民,男性平均的幸福指数为4.04,而女性的平均幸福指数为3.91。但两者的差异不显著,性别与生活幸福指数之间的关联度较小(见图2)。
图2 被调查不同性别征地搬迁村民生活幸福感
第三,不同年龄征地搬迁村民的幸福指数。从年龄来看,35周岁以下的被调查者幸福指数为3.85,36~45周岁为3.89,46~60周岁为4.05,61周岁以上的为4.09。虽然总体上存在年龄越大幸福指数越高的趋势,但是,不同年龄段之间的生活幸福指数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见图3)。
图3 被调查不同年龄段征地搬迁村民生活幸福感
第四,不同学历征地搬迁村民的幸福指数。从学历来看,学历越高,征地搬迁居民生活幸福指数越低。初中及以下学历、高中及中专学历的征地搬迁村民生活幸福指数相差不大,分别为4.00和3.99,然而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的幸福指数降到了3.92。不过总起来看,不同学历征地搬迁村民生活幸福感差异不显著(见图4)。
图4 被调查不同学历征地搬迁村民生活幸福感
第五,不同收入水平征地搬迁村民的幸福指数。从村民的家庭收入来看,收入的高低与征地搬迁村民生活幸福感存在高度相关。在图5中呈现出家庭年收入越高的被调查对象幸福指数越高的趋势。认为“很不幸福”的被调查对象家庭收入为2.40万元,“不太幸福”为4.33万元,“一般”为5.42万元,“比较幸福”为5.60万元,“十分幸福”为6.73万元。收入与居民的幸福感高度相关,这与相关研究结论相符合。
图5 被调查不同生活幸福感征地搬迁村民的最年一年家庭收入(万元)
(二)征地搬迁对村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
第一,从对征地搬迁安置政策了解情况来看,越了解政策的村民生活幸福感越强。“很清楚”征地搬迁政策的被调查者其幸福指数为4.29,有所了解的被调查群体为3.9,完全不了解政策的群体只为3.19,远低于平均水平。当征地搬迁村民对搬迁政策有所了解后,对于他们生活幸福感的提高有正面的影响(见图6)。
图6 各被调查征地搬迁村民对搬迁安置政策了解程度群体的生活幸福感
第二,从征地搬迁过程的几个重要阶段来看,在不同征地搬迁阶段,村民生活幸福感差异并不显著。“正准备搬迁”的被调查对象的生活幸福感最高,幸福指数为4.07,“搬迁过渡中”的被调查对象生活幸福度降为3.94,而“已回迁”的被调查对象生活幸福度为3.97。不过,这种细微差异不显著(见图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