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环境治理的根本在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是能源消耗的主体和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历史证明，几乎没有国家能够脱离“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日本的高速增长始于池田内阁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从1960年到1970年，日本保持了9%的持续增长，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20世纪70年代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后，在经历了出口带动的增长、1985年“广场协议”日元升值、20世纪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后，20世纪90年代出现持续的“平成不况”，增长率大幅下降。但与此同时，日本大力调整了产业结构，淘汰了和向海外转移了一批“重大厚”和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第二产业比重从1970年的44%下降到2010年的27%（见图1）。而中国从1978年到2010年，第二产业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7%，而工业污染物排放是产生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要从根本上治理环境，必须转变产业结构。

图1 日本的产业结构变化

二 出口结构调整有利于环境治理

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共同特点之一是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但问题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出口增长经常是把产品出口到国外，却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污染物排放留在了本国，产生了所谓“碳泄漏”和“隐含污染”问题。中国现在是世界的工厂，也是高碳（二氧化碳）和高硫（二氧化硫）经济，在得益于出口带动的增长成果的同时，也被冠以“世界垃圾场”“污染大国”“全球污染城市最多国家”的恶名。图2显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显示一国出口导向发展的主要指标）与二氧化硫排放（环境污染度）高度正相关，而图3的日本则是负相关和反向变动。这说明，要改善环境，还需要改变国际贸易的结构，生产和出口低碳、低污染物排放的产品。其实，日本的做法是不断进行环境技术创新，通过开发环境友好型产品提高国际竞争力，形成新的贸易格局。

图2 1980～2010年中国贸易依存度与二氧化硫排放关系

图3 1960～1996年日本贸易依存度与二氧化硫排放关系

三 环境技术进步是环境治理的关键

日本环境改善的重要契机有两个。一是公害问题激化。20世纪60年代，日本发生了侵害人体神经系统的熊本水俣病和由石油冶炼导致的大气污染引起的四日市哮喘病等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引发了市民环境保护运动和大量的环境与公害诉讼，促使人们反思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1970年，日本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从制度上为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政策保证。二是石油危机。日本是一个资源和能源匮乏的国家，其化石燃料基本依靠进口。1973年和1978年两次石油危机严重影响了向经济大国行进中的日本经济，特别是第一次石油危机造成1974年物价上涨24%，直接导致日本高度成长期的终结。但这也形成了倒逼机制，刺激了节能和环境治理技术的迅猛开发，促使日本经济向环境友好型过渡。图4是日本能源技术专利的推移，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专利数量急剧增加，这就为日本的能效提高、环境治理提供了科学技术保障。图5证明由这些技术引起的产业部门能耗降低成效显著。与此同时，日本已有1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自然科学奖多与节能减排和环境有关。这些使得日本成为环境技术创新和出口大国。

图4 日本的能源技术专利

图5 日本分部门能源强度的变化

反观中国，在能源强度（单位GDP的能耗）上，2010年中国的能耗要比日本高出8倍，表明中国虽然节能减排的成就巨大，但仍然是高耗能经济，而高耗能是高污染的重要来源。因此，要改善环境，还需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而这又需要大力发展节能减排技术。

四 能源结构改变可以改善环境

中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占到七成，而由于脱硫技术没有完全普及，由煤炭起源的发电、炼钢、家庭煤炉产生的二氧化硫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的大量增长不断增加。图6、图7显示石化能源结构、城市化率与二氧化硫高度相关，可以说明中国空气污染，特别是PM2.5剧增与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和发电以及制造业发展过程中排放出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有很大关系。

图6 中国的石化能源结构与二氧化硫排放（1981～2011年）

图7 中国的城市化率与二氧化硫排放（1981～2011年）

五 中国的环境何时才能根本改变

库兹涅茨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