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核电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一）“核能立国”的能源战略

日本缺乏资源，90%的化石能源依靠进口，其能源结构为天然气（30%）、煤炭（25%）、石油（7%）、核能30%^[1]，因此发展核能是解决能源不足的重要途径。^[2]

日本从1970年大阪世博会首次展示民用核电以来，核电的科研和发展深受重视，政府、企业和学者组成“官产学”一体，共同推进核能发展。2005年10月，日本内阁通过了《原子能政策大纲》，2006年6月，日本制定了《新国家能源战略》，同年8月，日本能源调查会原子能分会制订了“核能立国计划”，次年3月，内阁府通过《能源基本计划》，至此形成了核能立国的能源战略和政策体系。截至2011年，日本共建成投产54座核电机组（参见表1）。

为了实现25%温室气体削减的目标，日本政府在2010年制定了新能源政策，计划到2020年新建9座核电机组，将核电比率从30%提高到40%，核电站设备率达80%；到2030年再新建5座核电机组，将核电比例进一步提高到50%，核电站设备利用率达90%^[3]（参见表2）。

表1 日本核电站分布及其运营情况一览（截至2012年5月6日）

续表

表2 日本核电发展计划

（二）“核电神话”

根据日本经产省大臣咨询机构“综合资源与能源研究会”以及原子能协会的资料：核电比容易发生事故的煤炭、天然气等相对安全，比太阳能、风力、水力发电稳定，日本的核电站运行41年，基本正常；核电每度电的生产成本为5.3日元，仅为太阳能发电（49日元）的1/9；核电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为零，对温室气体削减有重要意义。^[4]这些分析成为核电“稳定、安全、经济、低碳”的“神话”的理论依据。

与此同时，为了大力推动核电发展，日本还逐渐形成了以经济产业省（原经产省）能源厅、原子能委员会、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为行政指导，以东京电力、关西电力为主的核电产业群，及以东京大学为主的核能研究机构。其职能是制定能源和核电政策，为企业和研究机构提供巨额的核能研究经费，而电力公司接受政府核电补贴，与研究机构共同研发核能技术。这种“官、产、学联合”的体制，促进了日本核能的大发展，但同时也形成了官、产、学一体的核能产业链，将各方利益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原子力村”^[5]。

（三）核电站停运造成电力严重短缺

核电停运造成电力短缺、经济血液供给不足。福岛核事故引发核电危机，日本政府叫停有问题的核电设施，并强令进行核电站安全检查。按照规定，如果通过安全检测没有出现事故的核电站可以重新启动运营，为此各核电站均采取了加高防波堤、增设附加电源、及时通报信息等措施，并基本通过了新的安全检测。但是，近来围绕通过安全检查的核电站是否重新启动问题，日本全国上下受到一场大折腾。一方面，核电停运造成电力短缺，据经产省测算，2012年夏天，日本的电力缺口高达20%～23%。^[6]日本企业2011年核算报告表明，因核电停运、火电成本增加已导致9家电力公司严重亏损。又有新的推算表明，如果核电站全部停运，将影响经济成长，造成GDP总额减少3.6%（约合20兆日元）的损失，并使20万人失业^[7]。出于产业界的压力和经济增长的需要，政府决定重新启动已通过安全检查的关西电力所属的大饭核电站。另一方面，最近的研究表明，由于东北大地震造成海底板块不安定，近期日本有发生5～7级地震的可能性，海啸有可能高达数十米，远远高于新的核电站安全标准要求（新规定要求防波堤高度为6～14米）。对此，地方政府和市民的反核情绪高涨，福岛县、佐贺县、京都府、鹿儿岛县、大阪市等地方政府公开与中央政府叫板，反对重启核电。^[8]与此同时，市民的反核电运动也不断高涨。一些新的情况以及丑闻的曝光，迫使政府下令再次对已经通过耐性检测的核电站进行重估，并制定新的安全标准。如果全部核电站通过新的安全测试、达到新的安全标准，需要5年以上时间。

这一状况反映了日本在核能问题上处于两难境地：迫于电力需要和经济界压力继续发展核电会引起地方和市民反对，而听从地方和市民的呼声停止核电会引起电力不足和经济衰退，两者都会波及政权的稳定性。

二 核事故后日本能源政策的调整

大地震以及核电站泄漏事故使日本的核能发电能力迅速下降，对日本的能源政策提出新的挑战，迫使其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