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城乡二元体制的壁垒逐渐被打破，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进入城市的各行各业。然而，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和体制还没有完全被打破，城市并没有给农民工提供可以实现“举家迁移”的条件；农民工也因为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无法突破体制的限制而实现整个家庭人口的转移。因此，在农民进城务工、实现劳动力转移的同时，他们家庭的部分成员却被留在了农村，造就了农村独特的“留守人口”——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在这三个留守人口群体中，留守妇女可以说是负担最重、对农村发展影响最大，但受到的关注却最少的群体。留守妇女通常是指由于丈夫长期在外务工而留守家庭中的农村妇女。她们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产劳动和家庭抚养、赡养责任，同时扮演着多种社会角色。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0年统计，有2/3的已婚农民工没有与他们的配偶生活在一起。而据《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报道，中国农村目前留守妇女人数已达到4700万。尽管这可能是一个不准确的数字，但大量留守妇女在农村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2005年11月，《半月谈》发表文章，题为“农村留守妇女心头有‘三座山’”，描述了留守妇女“劳动强度高”、“精神负担重”、“缺乏安全感”的生活特点，可以说是对留守妇女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因此，本研究对于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梳理，以期总结农村留守妇女研究的相关成果和观点，为进一步研究和解决农村留守妇女问题提供思路。

一 农村妇女留守原因

农村留守妇女这一群体的产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导致农民工既不能在城市享受应有的身份待遇，也因生活和教育成本高、福利低不能和家庭成员一起转移；其次，农村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与“男强女弱”的性别观念导致两性之中的男性更倾向于外出务工；最后，是农村家庭将满足家庭生存理性与经济和社会理性任务进行角色分工的理性决策结果^［1］。除了这些原因，也有学者认为妇女自身文化素质低是其留守农村的原因之一^{［2］［3］}。

农村妇女选择留守还是外出，一方面在于她们对农村与城镇之间比较优势的认识与把握，另一方面在于农村社会伦理的制约。在丈夫外出的前提下，赡养老人与照看小孩的责任就全部落到妇女的肩上。换言之，尽管农村妇女生活在能够促使她们外出的大环境下，但在讲求孝道与责任的乡土差序格局里，部分农村妇女被迫留守。而曾经外出务工的农村妇女回流成为留守妇女，除了生理原因之外，多是与尽孝道与尽社会抚育责任相关，前者回流的时间较短，而后者回流时间一般较长。但只要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农村中青年劳动力始终存有外出的冲动^［4］。

二 农业女性化现象

对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导致留守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学术界最早关注的是“农业女性化”现象。高小贤^［5］比较早地指出了这种“农业女性化”的趋势，她认为，农业较低的收益致使以农业为主的妇女贡献也在下降，同时农业作为女性主业，并不意味女性在农业中占主导地位，“女人干，男人管”，权力仍然掌握在男性手中，妇女主要扮演无技能的劳动力角色。因此，与其说农业女性化，不如说女性农业化。而孟宪范^［6］则强调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和贡献，肯定其对妇女地位改善的积极意义。一些研究者从家庭作为“利益整体”角度出发，强调性别分工的合理性^{［7］［8］［9］}。李新然和方子节^［10］的研究更关注农业女性化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化，农村妇女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作用与贡献正在持续加大。这一趋势在给农业和农村发展带来正面影响的同时，也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包括农业劳动力的结构性文化水平下降、农业劳动的结构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下降、农业经营决策与日常管理相分离、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难度加大、不利于对农民子女的教育与培养，因此建议对有关理论与政策进行改革。

在农业生产女性化现象背后，最受关注的问题是留守妇女劳动负担沉重、劳动强度大的问题^［11］。由于承担新的生产和生活任务，留守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