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流动。以未婚青年男女和已婚男性为主的候鸟式的迁徙流动，使农村出现了大量分离式家庭，由此导致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现象及其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对农村留守妇女的研究远滞后于对农民工、流动妇女、留守儿童的研究。由叶敬忠、吴惠芳等在历时两年对我国安徽、河南、湖南、江西、四川等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农村留守妇女研究基础上著就的《阡陌独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一书，全面系统、多侧面多视角地展示了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的生存状态、应对策略和社会支持。该书不仅为社会各界打开了一扇了解农村留守妇女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状况的窗户，而且为政府和学界重新认识农村劳动力转移、乡城流动的影响、统筹解决城乡发展和人民生活问题、建立更为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政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论证依据。

透过这部著作，我们看到：

以男性为主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家庭劳动分工带来的巨大影响。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原本家务劳动中丈夫的辅助作用降低甚至完全没有，以至无论是生产劳动还是家务劳动，留守妇女承担的比例都在85%以上，传统农村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模式正在被留守女性“既主内又主外”的现实所打破。但是由于农业劳动收益相对偏低，农村家庭中子女教育、农药化肥等生产性投入以及家庭日常开支仍主要依靠外出务工的丈夫解决，丈夫外出——妻子留守家庭中劳动的“内”、“外”概念也在悄然改变，外出丈夫的务工赚钱是“外”，而农村妻子的双重劳动正在被她们的丈夫和她们自己归结为家内的劳动而贬值。不过农业劳动的女性化也导致了妇女劳动价值的显性化。劳动力外出就业使家庭劳动力减少，而农业劳动的季节性又要求劳动的集中使用，一些留守妇女采用雇请帮工来应对劳动力的短缺，帮工、短工的使用，促使妇女认清了一直以来从事的各种无酬劳动的价值。

以分离为主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给长久以来比较稳定的中国农村家庭夫妻关系带来了潜在影响和威胁。虽然电话联系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夫妻分离的距离感，相互的苦苦等待使她们更多地记住彼此的好处，但主要靠电话的沟通和互动远不能满足留守妇女和丈夫的情感需求，她们中已经有8.3%的人和丈夫出现过感情危机，更多的人时刻担心丈夫的安全、害怕自己与丈夫的思想出现距离，期待在有生之年能有几年和丈夫生活在一起。留守妇女普遍重视子女的学习，但沉重的劳动负担和精神负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们对孩子的照顾与沟通。丈夫外出务工使留守妇女与婆家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的帮扶和照应对减轻留守妇女的劳动负担和心理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丈夫和儿子这一“双面胶”角色的缺失使留守妇女与公公婆婆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

丈夫外出务工增加了留守妇女代表家庭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她们在社区公共事务方面的参与程度得到提高，参与村委会选举、参加村民会议、参与集体出工的比例均在80%左右，参与人情往来的在90%以上。留守妇女在农业生产、家庭资金运转、子女教育方面的决策地位明显提高，但在家庭重大事项（修建房子、购买大件家庭用品、农机具）的决策上丈夫仍处于核心地位。这其中是否伴随着决策内涵的流变，研究者尚未能给予进一步证明，但被许多研究者称之为“缺席领导权”的获得使留守妇女家庭经济管理和决策的能力得到了提升和挖掘。

留守妇女是农村留守家庭的顶梁柱，丈夫角色的空缺使她们不得不独自面对各种各样的生活压力，她们尝试着采取各种策略应对生活、生产中的困难。加强与亲属网络的联系，更多地与同伴沟通、互助。子女、公婆的陪伴与相互支持、良好的邻里关系和社区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留守妇女的紧张和焦虑，但提供支持的各方对留守妇女的精神和心理层面关注较少。她们的安全感较低，更容易成为被人欺负、骚扰的对象。她们在生活中的不良情绪较多，最为明显的是孤单感，哭泣的情况明显增加。一些留守妇女转而向宗教寻求安慰和寄托。

上述这些发现以及研究专著中展现的留守妇女的家庭关系、应对策略和社会支持、不同留守年限、务工经历、分家及居住状况对留守妇女的影响、宗教对妇女留守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