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符号殖民中的权力关系与符号互动

广义的“殖民”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物力殖民与符号殖民。前者表现为可见的一方通过武力征服对另一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物质占有；而后者则强调隐含的、非可见的、通过文化渗透与融合所实现的文化占有与意识更迭。拉丁美洲截至今天的历史所呈现的便是由物力殖民到符号殖民的变迁过程。经由欧洲到美国对于拉丁美洲本土的入侵，在资源流出消耗与贫困激增之后，拉丁美洲在主权形式上独立的同时却伴生着“内生殖民化”的新历史。^[1]符号文化替代所导致的拉美文化的更迭、社会阶层的差距以及民众意识的冲突碰撞使得这片大陆的发展依旧与社会动荡、人口贫困比肩而行。

“符号既是人类的社会文化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复杂社会文化关系网的产物，又是它们不断运作和不断生产的基本条件和中介因素。”^[2]林南在其著作《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一书中通过对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的阐释，提出了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概念，即指统治阶级的文化和价值通过其代理人以及广大受众的“误视”而成为整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这种文化和价值合法化为客观的“知识”并得以传递，以成为支配民众文化的具有惯习特征的内化因素。^[3]符号暴力所强调的是符号在传递过程中的静态属性，即强制性和客观合法性。结合全球化的视角以及单一国家内部的体制特征，笔者认为符号的暴力特征即体现在与物力殖民相对应的符号殖民过程之中。

符号殖民是指在文化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通过符号体系的中介作用所实现的符号生产者对于某一地区或者某一群体的非可见的文化影响甚至文化占有。这种影响与占有具有明显的暴力特征，但是其在全球范围以及国家内部等不同场域中的表现却各不相同。从全球范围来看，西方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以高度符号化的文化传播方式对世界各国进行渗透，麦当劳文化、欧美影片与时装、嬉皮士的生活态度、牛仔裤等元素显而易见地成为符号殖民的先锋。诸如此类的符号形式在与本土社会和文化构成要素的结合过程中，逐渐使得符号创造者的物质性与精神性活动开始运作。符号殖民在为公众所认同的由“传统”到“现代”的过程中实现了一种合法化传递与接受，并内化成为客观的文化价值，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潜运行符号暴力”或者“辐射化的符号暴力”。在与前者相对的国家内部场域中，符号殖民的视角同样可以用于理解并解释国内社会文化传递过程中的具体问题，符号殖民在此除了部分具有“潜运行”和“辐射化”特征外，更多地表现为依附于国家制度化权力体系以及“强势—弱势”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结构性符号暴力”特征。基于我国的现实特点，笔者认为这种结构性符号暴力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符号互动所处的制度化权力体系与社会结构；二是符号互动的具体方式。

按照符号互动理论的相关解释，使用符号的“人”在符号体系的运转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作为符号“听者”和“看者”的个体对于符号生产者的角色领会是其与之进行互动的关键所在。通过角色领会，符号接受者会根据其自身对于符号的解读与想象性假设开始行动，并实现符号的重塑与进一步的传播。

中国制度化的权力体系在现实社会环境中为符号互动提供了一条线性的途径。在这一体系内，不同等级的部门机构之间通过固定的角色领会方式，即对自身权力的保护与对上级权力的遵从的方式对符号的内涵加以解释与传递，这样便形成了官方的符号互动方式，其表现为相对地高度一致性。

在这一权力体系之外，符号的传递与转变是不以遵从符号接受者的理解逻辑为前提的，相反则是完全依据符号生产者，或者说权力体系联盟的意志运作，符号生产者可以不顾符号接受者，即权力体系外部民众的观念及其视域而任意决定符号意义，并借助强势的话语权控制或者指挥符号接受者，以此减损乃至消磨符号接受者的理解性和利益。从这一层面上讲，权力运行体系对于符号意义结构的分割最终将符号生产者与接受者加以隔离，甚至形成对立，以此形成的结果便是前者对于后者在意识层面的剥夺与占有。

二 新农村建设的符号内涵

虽然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降至最近的2006年，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多次出现过新农村的提法，最新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