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摇摆的极端化

近代的中国，如果更快速地勾勒出其全貌的话，她是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的不停地摇摆，即在左和右、新和旧、现代和传统、进步和落后、革命和复辟、城市和乡村、拆除和建设等对立概念之间摇摆，这个有着长久稳定历史的文明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整体性的文化认同以及厘定对立的边界，并促使其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地造就出与自己差异分殊的对象性存在。余英时先生曾经称此为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的极端化”（radicalization of China），^[1]但是在笔者看来，更为准确地说应该是“摇摆的极端化”。

这样的一种摇摆的极端化构成了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参照体系，所有的新现象以及所有的新主张都不可能脱离这样的一种极端化，那就是在不断地从一个极端摆动到另外一个极端，并且最终构成了一种康德哲学中最为核心的二律背反^[2]，也就是文化的改造与保护各自的表述和自圆其说。这一点又特别集中地体现在现代意识形态对于乡村文化的改造以及以“复兴”为手段的村民对于自己文化的保护上面。

这种摇摆的根源不是在于传统社会的整体性，而是在于引入了现代性观念之后的对于与现代性相对立的概念和假设的彻底抛弃。在此意义上，乡村文化最初的界定就是“迷信”与“落后”，它本身是在与城市的“科学”和“先进”的强烈反差下而得到界定并进而得到区分的。这种区分，其背后的逻辑的发展跟现代性的成长密不可分，特别是由于现代性观念在中国近代的全面引入，原来城市和乡村之间以“文”和“野”来做区分的整体论宇宙观模式被摒弃，代之而起的是新的一种界定乡村社会存在与运转的理念。这种界定所强调的是落后的农村与先进的城市之间的对立而不是相互的依赖，这样的一种两极化的社会区隔方式还特别在1949年以后的户口制度中得到了制度化的实践。

原来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社会同样不再被看作是一个实际生活的场景，而是被界定为一个地点，尽管在这里蕴涵着丰富的民俗、潜藏着纷繁的文化，但是它们却是旧时代的遗存，是“活化石”，而依照现代与进步理性，它们又是最为需要加以改造的地方。文明城市的保护与乡村陋俗的改造成为两分的而不是整体的宇宙观表达，这种两分的宇宙观一下子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包括建筑、庙宇、政治与经济制度、人的观念，当然还有作为整体的文化，并在保护与摧毁之间不断地摇摆，很难静止在一个点上，由此将这个世界“摇摆的极端化”不断地复制又不断地重演。而所有的文化认同的危机都从这种摇摆中显露出来。

二 文化认同：危机的由来

对于个体而言，自我认同的危机往往发生在个人成长的关键期并影响到其成长的方向。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而言，文化认同在特定的时期也会出现危机，这种危机隐含着新的社会重组的可能性。个体认同的危机往往是跟随着对于自我概念的界定的变化而出现的，“我是谁”一直是困扰着个体克服这一认同危机的提问方式。但是，对于一个社会群体而言，文化认同的产生是建立在一种共同意识的营造上面，文化认同的营造同时也是一种身份的界定，如果说传统社会里，身份的界定依靠的是一种神话的逻辑，那么在现代社会中这样的身份界定更多的是依赖于一种理性的逻辑，这种理性不单单是在安排差异，同时它还使这差异有了单向度的进化顺序上的分别。在这个意义上，现实的差异转化成为道德意义上的等级分殊。

对于笔者曾经调查过的河北赵县范庄龙牌会而言，原本是一个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家中过会，因为其身份的重新界定而成为一种新的认同的营造，那就是将龙牌的会头之间的认同不断放大而成为整个民族的认同，依循着这一龙牌而建立起来的原本没有名称的各家轮流“侍奉”的地方性信仰，现在不仅有了“龙祖殿”和“赵县龙文化博物馆”这样两个不同但实际上是指称同一个事物的名字，而且还有了一座气势恢弘的庙宇，并借助各种宣传渠道将其表征为一个民族的发祥地。这样的地方性信仰的不断升级的过程不能说单单是地方的以及外来的知识分子相互“合作”的“功劳”，而且也有地方社会对于“龙”文化认同的被动接受，因为在笔者这里所说的现代中国的“摇摆的极端化”的整体发展脉络中，一方界定身份，另一方没有任何选择地接受这种界定，成了现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