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别2014年，迎来2015年，新世纪文学就走进了它的第15个年头。

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一直变动不居的文学，因不断添加新的元素，混合新的关系，凝聚新的力量，在日新月异的变动之中，样态更加丰繁，关系更复杂，格局更缭乱，场面更喧嚣了。

无论是从文学创作方面来看，还是文学理论批评方面来看，抑或是从文学事件等方面来看，2014年的文学与文坛，都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循序发展中，以一系列重要现象的不断显现、重大事件的连续凸显，表现出非同以往的新异发展，这些都向人们清楚地表明，在21世纪文学的发展进程中，2014年具有值得格外关注的重要内涵与特别意义。

一 基本走势概观

文学创作是文学工作的中心，文学作品是文学创作的重心。因此，检视创作的走向与衡估作品的成色，就是考量年度文学进取与创作实绩的最为重要的指标。

从宏观层面上看，2014年的各类文学创作，都是在以往的基点上依流平进，在稳步前行中各有创获，并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相对集中的焦点与可圈可点的亮点。比如，各类创作在题材的丰繁与多样，题旨的丰沛与多元的同时，在如何调用一切艺术手段讲述好中国特有的故事，怎样越过事象透视时代精神状况等方面，都结合着各类文体的实情和作家创作的实际，表现出集中的指向，使得2014年的文学创作，整体上呈现出故事中国化，讲述本土化，艺术本色化的突出特征。

在长篇小说领域，因为作家们视野开阔，视点下沉，而且普遍重视以自己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关切热闹现实背后人们的心理现实与精神境况，许多作品在人的心绪与时代情绪的探悉与把握上，更具锐意与新意，也更见深度与力度。如在“乡土故事”的讲述方面，贾平凹的《老生》，把《山海经》作为故事的引子，并以某老生的吟唱丧歌作为主线，由此托出乡土社会演进的时移俗易与普通乡民在社会转型期的生死歌哭。关仁山的《日头》，以权姓和金姓两个家族间的恩怨冲突，写出了乡绅文化在乡土社会的深重影响，更由乡土社会的现代转型，写出了旧的问题破解之后新的问题的接踵而来。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通过丢弃弟弟、寻找弟弟这样一个寻人的经过，由一桩看似极其个人化的家庭事件，逐渐显露出有关当下乡土社会看似合理又存悖理，看似正常实则异常，看似温情其实绝情的种种复杂而混沌的景象。孙慧芬的《后上塘书》，由三个叙述视觉的交替转换，经由亦虚亦实，亦明亦暗的杂拌式叙事，不仅揭示出乡村变异带来的巨大震荡，而且揭示出人们精神状态的悸动与不安。在“都市故事”的讲述方面，刘心武的《飘窗》，看起来是在描绘各色人物的日常生活行状，实则是在析现他们各怀心事的心理纠结与精神涟漪。而王跃文的《爱历元年》，则由孙离与喜子这对知识分子夫妇的情感纠葛，格外真实又分外典型地折射了置身于当代都市的男女婚恋的复杂情态，及其中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疲惫与心理危机。“70后”作家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经由谨严的人物志结构，多样化的主人公群像，写出了“70后”一代人的生命体验与精神历程，及其这个时代经纬万端的精神生活。还如在“人文故事”的讲述方面，刘醒龙的探究“君子”与“小人”的《蟠虺》，宁肯的透视文人经商又成为罪人的杜远方的情感行状与心理历程的《三个三重奏》，阎真的揭示当下高校学术腐败的《活着之上》，徐兆寿的探寻知识分子精神流向的《荒原问道》，苗长水的抒写当代军人群像及其当代军人精神的《梦焰》，刘克中的讲述退伍军人不计个人得失、践行承诺的《英雄地》，范稳的为非共产党人的正人君子立传的《吾血吾土》，或在作家原有的创作上有所超越，或在同类题材的写作上有所突破，使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艺术走向，更接地气，高扬正气。

擅长讲述故事的中篇小说，在2014年也沉潜于生活的深处，切近着生活的变异与时代的更替，为人们奉献出了不少饶有时代气息的中国故事。如直面现实的杨小凡的《总裁班》，写了不同人的复杂心态，而杨少衡的《酒精测试》，则以基层官员的酒场境遇独特地揭示了官场生态。邵丽的《第四十圈》，写的是乡下挂职的遭际，写法却带有悬疑小说的某些意味。而方方的《惟妙惟肖的爱情》，通过一对双生子惟妙和惟肖的成长史，勾勒出我们时代的精神走向。余一鸣的《种桃种李种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