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长篇小说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野趋向，即严肃文学的写作，主要在“圈子”里叫好；通俗文学的写作，主要在“场子”里叫座。两类不同取向的小说作品，各有各的读者，各有各的场域。这样的一个情形，已是当下文坛的一个基本定势。

从国家书号中心的统计数字看，2014年的长篇小说有4100多部。这个数字比之2013年的4800多部，数量减了不少。长篇小说数量的增与减、多与少，主要为网络长篇小说转化为纸质作品出版的力度所左右。笔者估计，属于严肃文学倾向的长篇小说，每年大致保持在1000部左右，约占总量的1/4；而占总量3/4的3000多部，多属于流传于网络又转换为纸质的通俗类作品。

从传统的文学观念来看，偏于严肃倾向的长篇小说，因其文学含量普遍较高，更值得人们予以关注；而偏于通俗倾向的长篇小说，由于注重消费性大众阅读，多由市场行情自行检验。因此，考察年度长篇小说，主要以严肃文学的写作为主，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若从文学市场的行销状况来看，2014年的严肃类长篇小说，大多属于小众化的作品；但从开掘历史与现实的新的生面、塑造独特的人物形象，以及作家看取生活的深度，艺术表现的力度等方面来看，2014年的长篇小说较之以往，都有显见的拓展与可喜的进步。

从形成一定的倾向和具有一定的新意上看，长篇小说在2014年值得关注的焦点与重要收获，围绕着世情与人性的多维透视的总取向，主要体现于五个方面。

一 变异乡土的寻踪把脉

乡土中国在变异，乡土伦理在替嬗，这种变异与替嬗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呈现出来的，是传统农业的转型，田园生活的解体，而隐含内里的，则是置身其中的人们的情感之迷惘、精神之困顿，这种巨变之中的隐痛，明丽背后的暗流，正是具有人文情怀的作家们所格外关注和着意探悉的。2014年间，在这一方面发见新风景、写出新意趣的作品，就不在少数。

贾平凹的第15部长篇小说《老生》，表面看来，是把《山海经》的山经部分作为故事的引子贯穿其中；并以某老生的吟唱丧歌作为主线串结作品。但认真读进去之后，又会发现，他真正在意的，是普通乡民在社会转型期的生死歌哭，及其由民间视角看去的乡土社会演进中的必然与或然的相互杂糅。这是一种氤氲不明又混杂不堪的百年史，在这块土地上演进的历史，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既是庙堂的，又是江湖的。艺术上的浑圆与意蕴上的浑象，显现了贾平凹小说写作上的老到与老辣。

关仁山的《日头》，以权姓和金姓两个家族间的恩怨冲突，描述了冀东平原日头村近半个世纪波谲云诡的巨变。作品由金家与权家在相互较劲中的势力转换，写出了乡绅文化对乡土社会的深重影响，更由乡土社会的现代转型，写出了旧的问题破解之后新的问题接踵而来的“空心化”等现象。同样是反思乡土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关仁山的《日头》显然含带了更多的批判性，从乡民的世仇难解到乡土社会的听天由命，作家对于农人与农村的前途与命运的忧深思远，溢于言表。

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让人有两个意外，一个是表述手法的寓繁于简，一个是故事营构的小中见大。通过丢弃弟弟、寻找弟弟这样一个寻人的经历，由一桩看似极其个人化的家庭事件，逐渐显露出有关当下乡土社会看似合理又存悖理，看似正常实则异常，看似温情其实绝情的种种复杂而混沌的景象。事实上，看似精神迷茫、精神失常的弟弟，坚持以王村自名，这才格外精准地揭示了这一诡异故事的要义所在，那就是从失形、失范又失魂的意义上讲，弟弟的遭际、状态，实际上与王村以同病相怜又相映成趣的方式同构，形成了互文性。

孙慧芬的《后上塘书》，从叙事的手法到揭悉的内容，都与之前《上塘书》有许多不同。作品由刘杰夫的叙述、冤魂的悲鸣和四封来信三个视角的交替转换，经由亦虚亦实、亦明亦暗的杂拌式叙事，不仅揭示出乡村变异带来的巨大震荡，而且揭悉出人们精神状态的悸动与不安。作家高度关切的，不只是持续的社会演变带来的乡土生活的解体与乡土伦理的泯灭，还有这块土地上人们的失魂落魄、惊悸不安，以及改变了的已变不回来，出走的也返不回来，从而使身与心都处于悬空与漂移状态的困境与窘境。

刘庆邦的《黄泥地》在乡土现实的审视与状写上，由故事与人事的相互牵扯，对浸润乡土的民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