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日本政府加紧落实“安保三支箭”，将“军事复国”路线付诸实践的一年。安倍内阁密集采取废弃“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政府开发援助（ODA）大纲及与美国共同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四大步骤，倾力推动新安全防务战略落地。与此同时，日本国会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为未来修改宪法铺平道路。至此，日本彻底告别了二战后以“吉田路线”为标志的战略思路与发展路径，踏上追求“全面正常化”之路。

2014年，安倍内阁“战略性外交”围绕四条主线全面铺开，但其实施效果开始在国内受到质疑。日本近周边外交处境困顿。受乌克兰危机影响，日本对俄外交遭遇挫折，普京访日计划落空，领土问题谈判陷入停滞状态。日韩关系不仅未能摆脱历史问题与岛屿争端的困扰，反而因日本政府实际否定“河野谈话”的行为雪上加霜。日朝围绕绑架问题的政府间磋商陷入僵局，日本借助人权问题对朝施压、延长对朝制裁，或导致日朝关系再陷僵局。

中日关系在2014年上半年持续紧绷。安倍在国际多边场合对华恶意攻击，日本政府以多种方式强化对钓鱼岛的宣传、控制与军事部署，坚持“不存在主权争议问题”的立场，但日益面临国内外压力。11月上旬，中日就处理与改善两国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习近平主席应约简短会见安倍首相，中日关系迎来改善契机，多项双边接触逐渐回复。但是，中日关系改善的基础仍不牢固，关系走势仍存在不确定性。

2015年，日本政府将沿既定路线“毫不动摇地走下去”^[1]，着力整备安保法制，完成《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但是“安倍路线”背离主流民意，面临强力制约，安倍将不得不将更多精力投注于经济民生议题。中日关系面临历史转型期，正加速进入深度合作与深度博弈并行的常态，在双周期因素的作用下呈现两面性、阶段性发展特点。可以预想，安倍晋三在8月15日的讲话，在何种程度上继承抑或阉割“村山谈话”，将直接影响中日关系下一步走势。

一 “军事复国”路线进入落实阶段

安倍内阁在2013年推出了二战后日本历史上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新《防卫计划大纲》和新一期《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即“安保三支箭”，以及为之提供法制、机制保障的日本版国家安全委员会及《特定秘密保护法》，从指导原则、政策措施、制度保障等多个层面完成了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与防务政策的一次重大蜕变，使这一年成为日本“军事复国元年”。2014年伊始，日本政府即宣布，将依据新《防卫计划大纲》，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对陆上自卫队七个师团、旅团进行整编，构建“有事”时可以从全国各地调遣机动部队的快速反应系统，以应对西南诸岛发生“不测事态”。^[2]为配合整编，防卫省将创设新的陆上总队司令部，以统领全国五个地区的各方部队。同时，根据新《防卫计划大纲》关于建立“两栖机动团”的方针，日本将增设3000人规模的登陆作战专门部队，用于执行夺岛作战任务。^[3]

2014年4月1日，日本以内阁决议的方式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代之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新原则对原来的三原则进行了全面修改，删除了禁止向“共产国家”和“国际纷争当事国”出口武器的条款，以“有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为条件大幅放宽军事用品及技术的出口，同时规定重要的武器出口项目将由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做出判断。由此，日本的武器出口政策出现质的变化，从过去的“原则上禁止”转变为“原则上允许”。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出台后，安倍内阁接连采取了一系列后续配套措施，以实现其政策效果最大化。

第一，日本防卫省着手修改1970年制定的推进防卫装备国产化的“防卫厅方针”，加强与美国、英国、法国及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提升防卫装备的开发和生产水平。6月19日，防卫省推出“新防卫产业扶植战略”。该战略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为前提，内容包括积极参与先进战机等防卫装备的国际共同研发，扩大与友好国家的合作。这是1970年“防卫厅方针”制定44年来的首次修改，计划实施十年左右。^[4]

第二，决定在2015年度成立防卫省直属机构“防卫装备厅”，负责日本与外国政府及国际机构间的武器装备出口谈判事务。“防卫装备厅”将由防卫省的技术研究总部、装备设施总部等部门整合而成，将对防卫装备的研发、采购与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