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年的缓慢下行，中日关系以适度缓和的状态结束了2014年。2014年的中日关系，跌宕起伏，峰回路转，恰似“疑无路”中依稀发现“又一村”。一年当中，围绕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的矛盾同时严重激化并引发中日关系高度紧张，这在冷战后的双边关系史上应该还是第一次。^[1]双方通过外交渠道就克服双边关系政治障碍进行了数月的多轮磋商后，于11月上旬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领导人会见。但达成共识与实现会见只是中日关系改善的第一步，并不意味着双方关系必然会以此为契机发生巨大转变。实际上，在政治关系实现部分解冻与缓和的同时，日本也没有停止推动军事防华、外交制华的步伐，双方就此而生的对峙与博弈一直是“现在进行时”^[2]。2015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的敏感历史年份，日方能否落实四点原则共识，双方能否相向而行、抓住机遇进一步改善关系，将面临重大考验。从长远来看，中日关系可能需要在“新常态”中经过曲折演进、长期过渡，才能实现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到达较为理想的良性状态。

一 “前紧后缓”中的关系解冻

2014年，低落的中日关系直到接近深秋才出现一些松动。由于2012年9月日本政府非法“购岛”以及2013年12月安倍雪上加霜的“参拜”行径，中日关系全面持续恶化，两国一直未能进行领导人会谈。所以，11月的“习安会见”带有两个首次的意义，即安倍2012年底二次上台以来的首次中日领导人会见，2012年9月双方关系因岛争而恶化以来的首次领导人会晤。

安倍第二次上台后，为了转移视听、推卸责任，一直对外宣称“日中对话大门敞开论”，却迟迟难下决心以实际举措纠正损害中国关系的政治言行。非但如此，2013年12月26日由于安倍的参拜招致中国强烈抗议，历史与领土这两大问题点的同时恶化与持续发酵，导致中日关系从2014年初开始就陷入严重对立状态并降到了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历史最低谷。^[3]因而，2014年初期（1～3月前后），两国高层的互访、对话、会谈几乎完全停滞。双方围绕安倍参拜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中方从各种层级、在各种国际国内场合对日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告诫。^[4]对此，日本采取了以高官直接表态回应、加紧修复日美同盟、展开国际舆论战的方式进行反击和对抗。

从2014年春季（4～5月）开始，由于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5]安倍在对华关系上开始采取一些试探性的摸底动作。从日方开始有所动作，到双方经过互动、博弈和磋商，再到11月中日领导人实现会见，中日关系解冻与缓和的过程大致经历了“起、承、转”的三个阶段（尤其从日方主动的角度看）：第一阶段（4月至7月上旬）是试探及摸底阶段，第二阶段（7月中旬至9月）是热身及初步确定方向阶段，第三阶段（10月至11月）是“会见方案”摸索及达成阶段。

（一）第一阶段（4月至7月上旬）：日方主动试探及摸底阶段

总的来说，日方在此阶段是“探而少诚”，即并没有做好缓和与改善对华关系的准备，但迫于各种压力需要做出一些姿态，需要探探情况、摸底试水。并且，这个阶段，日方明显还在使用“两面手法”——一手软与一手硬以及一手拉与一手抗的策略。对此，中方阐明了一贯主张、保持了鲜明立场，^[6]对安倍的动向给予了足够的警惕，同时也对日本各界改善中日关系的努力大方得体地表示了欢迎。^[7]

从4月前后开始，中日双方之间有较高层级的（准）民间人士、前政要、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来往并获得对方政府领导人接见。^[8]其中，有些被认为是在官方高层走动不便的情况下，日方主动通过一定渠道向中方传信息、摸情况。例如，4月18日，安倍、菅义伟和岸田文雄与受日本外务省邀请到访的胡德平交换意见，意在向国内外凸显安倍政府与中方对话的积极姿态，以及改善关系的意愿。5月4日，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率“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访华，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张德江举行了会谈，高村强调安倍认为日中应该在APEC上实现首脑会谈。这是自2013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以来，日本国会议员首次与作为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谈。5月9日，自民党“亚非问题研究会”（会长是自民党税制调查会会长野田毅）一行访问中国，受到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接见。日本媒体曾对中方的这些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