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信息化时代，传统媒体高度发达，新兴媒体异军突起，社会舆论影响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府或政党，无一例外都把建立和实施传播战略、有效掌控舆论作为政治运作的重要内容，摆在突出位置加以对待。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政策形成和实行的过程中，越来越倾向于将政策的实质和宣传的手段合为一体来把握，呈现出“政治舆论”和“舆论政治”合而为一的趋势。日本的情况就是如此。

作为21世纪日本民粹主义媒体政治的产物，安倍集团极为看重媒体和舆论的对策工作。为了实现长期执政的战略目标，安倍政府深知必须要掌握媒体和舆论的议程设置，而不能让媒体确定议程；必须要主导议程的推进和演变，而不能让媒体干扰议程的发展。为此，自2012年底重新上台执政以来，安倍政府吸取了2006年第一次执政受挫的教训，一方面为实现其修改和平宪法，使日本重新崛起为政治军事大国的政治目标，在立法、制度和组织建设方面做足了工作；另一方面为减少政治阻力尤其是社会舆论的压力，千方百计驾驭媒体，采取了一系列新闻管控措施，由此形成了日本政治运作和社会舆论生态的新特点。本文主要围绕安倍政府日常性的新闻管控机制，结合2013年以来其参拜靖国神社、推出《特定秘密保护法》、解禁集体自卫权、检证“河野谈话”等重要政治议程和议题的展开过程，分析当前日本新闻管控和舆论生态的主要变化，力图对日本政治和社会中这些最新变化形成规律性认识。

一 新闻管控的两手政策

现代政府实施新闻管控，目的都是使新闻媒体及其传播的信息成为帮助政权的有利因素，在总体施政方向和具体目标上最大限度地得到舆论的支持，保证政治目标的顺利实现。安倍的政治目标，无论是第一次执政时期的“美丽的日本”，还是第二次执政时期的“崭新的日本”，重合度相当高。^[1]较之第一次，安倍第二次执政最大的变化应该算是“安倍经济学”的推出，但“安倍经济学”本身也更多体现一种策略性、战术性，正如有分析指出的，安倍的执政战略，其基本特色可概括为：以“安倍经济学”为手段抬高内阁支持率，进而实现修宪和日本军事正常国家化的战略目标。^[2]也就是说，“安倍经济学”仅仅是其实现政治意图的手段而已。

安倍政府的新闻公关总管是世耕弘成，是安倍离不开的“贴身随扈”。第一次安倍执政时期，世耕弘成担任首相传播事务助理，到第二次安倍执政，他已被擢升为官房副长官，在重大的内政外交活动中，世耕总是不离安倍的左右。在一本题为《专业传播战略》的著作中，世耕弘成开宗明义地说：“传播就是计划管理（project management）。计划必然有目标。专业传播人士应以计划管理者的责任和权限，在预算、人员、时间等有限的条件下，全力推动目标的实现。为了达到目标，必须确立一种与经营方针、战略相统一的传播战略。”^[3]世耕被安倍看中的，正是上述现代政治宣传传播理念，安倍用此形成的政治传播战略，改变了战后日本左中右鼎立的媒体格局，打破了媒体作为“第四权力”对政权的制衡，使媒体长期形成的舆论监督功能难以正常发挥。可以说，通过自觉的战略设计，全方位塑造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主流舆论，既是安倍政府的主要施政手段，也已成为其“摆脱战后体制”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具体做法上，安倍重新执政后，采取了一种全面包围、主动干预、挟右制中、借右打左的新闻管控策略，较之以往力度更大，手法更直接。但概括地看，仍不外乎是“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硬”的方面，既有《特定秘密保护法》这种对“知情权和新闻自由进行极端限制”的法律手段，也有记者俱乐部、恳谈会这样可以灵活进行新闻管理的日常控制机制。对于异见媒体，虽然安倍也会以首相之尊亲自“棒喝”，公开点名批评，但更多的还是亲政府的右翼媒体充当“首相近卫队”，一拥而上、痛打同行。“软”的方面则主要是政府的广告预算、报业消费税减税政策等“软支票”，以及对媒体高层的任命和政府延揽各种政策咨询会成员的“位子诱惑”。下面首先具体看一下安倍新闻管控“软”的一面。

（一）政府广告经费

近年来，受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冲击以及大众阅读习惯改变的影响，日本报纸的订阅量下滑明显，报社的经营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