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我国有着悠久而深厚的道德文化传统，被誉为礼仪之邦。可生活于礼仪之邦的国人，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难堪：公交车上的“争座”风波，马路上的“车王争霸”与“中国式过马路”，“广场舞”引发的血案，景区随处可见的“到此一游”、惨遭荼毒的花草、无处不在的垃圾；走出国门，公共场所“请安静”“请不要随地吐痰”“饮用水请勿洗脚”等针对国人的中文警示牌以及公共交通上进食、幼童随地便溺引发的冲突……凡此种种，不胜枚举。难堪之余，素以道德文明自豪的国人高呼：社会公德！要提高全体民众的社会公德素养！

难道我国不重视社会公德吗？事实并非如此。新中国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公德。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要》中明确规定了全体国民公德的内容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此后，公民道德教育和社会公德建设被明文写入我国宪法。2001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提出公民社会道德建设是公民道德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指出社会公德是全体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并明确规定：“要大力提倡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为了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参与道德建设，增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让公民道德建设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更好地促进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2003年9月11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将每年的9月20日定为“公民道德宣传日”。“公民道德宣传日”已在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坚持了12年。各种形式的道德宣传教育活动和各个层次的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也坚持不辍。道德模范们以高尚的情操感动着我们，身边的好人以点滴言行温暖着我们，可人们还是哀叹社会道德风气不良，甚至为一些小事而大动肝火。这让人们不得不反思几十年来我们的社会公德建设，尤其是社会公德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一 社会公德文化建设的历史与现状

我国道德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并为世人所称道。但社会公德思想的出现却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近代中国为探索民族出路、寻求救国方略而屡次变革却不能成功的现实，让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睁眼看世界之第一人”——严复对比中西文化后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三纲五常”，强调亲亲、忠君，以孝治天下，缺乏平等、尚贤，公正、民主精神，由此提出中国富强之路在于锻炼国民身体，让国民有健康的体魄，开启国民智慧，使国民具有实际的知识本领，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和公德，使国民具有自由、民主、平等的道德观念，自此以后，有识之士开始主张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将培养公共意识和社会公德作为改造国民性格、进而救亡图存的良药之一。

自严复以降，无论是启蒙思想家，还是知名学者，抑或是革命家，在看待中国的社会公德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一致认为，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高涨的道德意识，发达完备的道德哲学，丰富细致的道德规范，感人肺腑的道德楷模，但总的来说，绝大多数都是涉及个人生活狭小范围的私德；中国的社会公德水平不及西方社会，中国人的公德意识也远逊于西方人。第一个系统论述公德的近代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专门讨论了公德与私德，毫不隐晦地说：“我国民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他感慨，中国道德起源早，道德文化发达，但偏重于私德而社会公德几乎空白，甚至人们都知道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却不知社会公德为何物。梁启超所说的“公德”，既包括作为社会公共生活的准则，也包括更高层次的公民道德。此后，思想先驱们从不同方面分析传统伦理道德的结构性缺陷和国民在公德方面的重大缺失，认为封建专制制度是社会公德低下的渊薮；作为社会公共生活准则的基本观念的形成与实践是提升民品、民德的必要基础；应当构建现代社会公德观念，培养公德重在实行。他们还提出了一些简便易行的社会公共生活规范，如爱护公共财物，遵守公共秩序，履行法定义务，注意公共卫生，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的革命家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