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语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既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和困难的时期，然而近年来，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不仅美国的战略重心向东转移，日本的右倾化倾向日益明显，同时朝核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东海南向等海洋纷争不断升级，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也呈现扩张之势，而且环境问题、能源问题、跨国犯罪等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加剧。这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互为交织，增大了我国周边安全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同时，中国的迅速崛起也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对周边国家形成了更大的压力，近几年，“中国强硬”论在国外媒体中频繁出现。这些都给我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提出了新挑战，引发人们思考，应该如何准确把握周边安全形势，并作出正确判断，同时又如何向周边正确而恰当地释放出中国的战略意图，这对我国和周边国家共同实现和平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2014年，面对复杂而严峻的挑战，中国并没有以恶性循环的对抗性战略来应对，也没有显得束手无策，而是以更加积极和有为的方式进行了周边战略的调整。这种调整不仅体现在周边外交在我国的战略地位得到了提升，更重要的是周边外交“理念”得到了更新。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周边战略有了明显新气象。首先，在2013年10月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议之后，中国周边外交释放出更加“奋发有为”的决心，也明确了中国继续坚持“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的方向。“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坚持在周边国家树立“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成为2014年中国周边外交的主旋律。^[1]其次，在考量周边安全问题时，相比以往更多从东北亚、东南亚、中亚等次区域层面的考量，2014年，“亚洲”作为一个整体的地区概念也成为思考安全战略的单元。2014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亚信会议和习近平在会上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更成为一种“增强亚洲意识、提高亚洲责任、倡导以亚洲方式解决亚洲问题”的新尝试。^[2]在以上理念和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的亚洲安全认知呈现出探索亚洲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新动向，这些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反映在安全合作的实践中。本文基于2014年发表的官方文件、媒体报道以及学术期刊文献，从非传统安全话语分析的视角探讨：①亚洲新安全观如何成为中国考量周边安全的指导方针；②亚洲安全认知如何体现在非传统安全的研究领域；③亚洲安全认知又如何体现在中国与周边安全合作的实践中。

一 亚信会议与亚洲新安全观的确立

1.上海亚信峰会及其意义

2014年5月20～21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中国上海举行，会议的主题为“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本次峰会有4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和代表相聚在一起商讨了亚洲安全大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本次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提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并“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会议还通过了《上海宣言》，强调把亚洲建成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因此，本次会议被认为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意味着亚洲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3]

2014年5月20～21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

亚信是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1992年第47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成立的，主要目的是要在亚洲大陆建立起有效的、综合性的安全保障机制，中国是亚信创始成员国。目前亚信已有26个成员国，横跨亚洲各次区域，涵盖不同社会制度、宗教、文化、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广泛代表性，成为亚洲地区涵盖国家最多的安全对话论坛。^[4]

亚信成立22年来，虽然已成为亚洲为数不多的跨文明和跨区域的讨论地区安全与合作问题的重要多边平台，但是一直以来，基于地理、文化、宗教、发展水平等各种原因，亚洲地区内的众多次区域组织发挥了更多的作用，比如东盟、东盟＋N、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等，而亚信作为一个地区安全与合作问题的多边平台尚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亚洲仍缺乏一个有效的代表整个亚洲的安全架构。^[5]甚至，亚洲作为一个地区的概念也常常模糊不清，比如，当人们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指的是“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