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布赞、奥森·维夫等有关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填补了全球体系安全理论与国家安全理论之间的空白，是一种基于区域主义视角的分析安全的有力框架，被称为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理论界唯一的以地区为视角的国际安全理论。但是这一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说，太过倾向于“陆权论”视角——我们在其著作《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一书中看到，巴里·布赞等对安全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依靠的是一种陆权的地缘政治结构，包括其对北美洲地区安全复合体、南美洲地区安全复合体、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西部非洲初级复合体、非洲之角预备复合体、中部非洲地区安全复合体、南部非洲地区安全复合体、东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后苏联地区安全复合体、南亚安全复合体的划分^[1]与论述，其“安全化”的主要内容都以陆上区域安全利益冲突为主，几乎忽略了从海洋区域的视角去分析地区安全。事实上，地区安全除了陆地相邻国家及其区域的安全结构以外，还存在着以海洋为区域、并以相邻国家对海洋的“安全化”为特征的区域安全结构。本文在巴里·布赞等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海域安全复合体理论，并论述了中日韩三国在东海海域“安全化”及其发展前景。

一 中日韩三国海域安全复合体的形成

巴里·布赞、奥森·维夫等在其著作《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一书中，论述区域安全复合体是“一组单位，它们的主要安全化进程、去安全化进程或两者如此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不能把它们的安全问题彼此分割开来合理地进行分析或解决。”^[2]，他们认为“由于大多数威胁在近距离传播比远距离传播更容易，因此安全相互依赖通常会组合成以地区为基础的群体”^[3]，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巴里·布赞等理论的一个含蓄的假设：即安全问题更易在陆上传播，从而导致陆上相近的国家在安全方面更易彼此相互依赖。但是，我们认为：安全问题在相邻国家的海域同样容易传播，同时海上区域安全具有陆上安全不能代替或包含的其他内容，相邻国家共享的同一片海域，同样可以形成独立的海域安全复合体。

众所周知，“安全”是一种自我参照的实践，正是在实践中，政治、社会等其他问题，才变成了安全事务——不但因为一个真正的“存在性威胁”的存在，而且也因为这个问题是作为一种威胁被提出来^[4]，即威胁本身被建构出来，而相关行为体采取特别的或紧急的措施。然而，威胁的传播更多则是技术手段问题。交通手段、通信技术乃至武器技术的发展使威胁更易于传播，因而安全的技术传播在海上比陆地更为容易。威胁在海上传播的便利性，使人们越来越多关注海上安全问题。海洋安全，既包括传统安全，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随着海洋世纪的到来，各国纷纷提高海洋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海洋已经成为国家间“安全化”的场域。

基于海域形成的安全复合体之所以是“独立”的，是因为海域安全有不同于陆域安全的内涵。不仅陆上安全领域的军事冲突威胁、与能源资源相关的经济威胁、生态环境威胁等问题是海上安全问题的重要部分，海上安全领域还有其独特的几个重要方面：①海盗问题。在现代社会，全球海盗问题“和全球其他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如毒品走私、人口贩卖、军火交易，甚至与恐怖主义同流合污，从而成为当今世界的一项重要威胁”^[5]。②海上通道问题。海上战略通道是经济上“交通运输的走廊和枢纽”，军事上“进攻的天堑、防守的依托和隐蔽、伏击的处所”^[6]，在国家战略上有极其重要的位置。③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一国附近海域受到污染，共享这一海域的所有国家都会受到影响，距离这一海域较远的国家则视距离远近、洋流走向等不同条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一点与陆地上的污染、大气污染等污染是截然不同的。正如巴里·布赞所说，“作为一个概念，安全显然需要一个指代对象——如果不能回答‘谁的安全’这个问题，那么安全概念就没有任何意义^[7]”。我们在讨论基于海域的安全复合体时，也要面对安全指涉对象问题。安全本身有许多潜在的指涉对象，而我们选择国家作为海域安全复合体的安全主体。巴里·布赞在论述区域安全复合体这一框架时表示他的框架“并没有预先规定国家不是主导性的。非常有可能，这个世界仍然主要是以国家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