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对中亚土、哈、乌、吉四国进行国事访问，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东盟国家时又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建设构想提出后，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出席在上海举行的第四次“亚信峰会”（“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的简称）时，又强调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2014年9月，习近平再次走访“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先后访问了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和南亚的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和印度，开启了“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实施的新航程。为了把“一带一路”战略落到实处，在召开APEC会议的前两天，即2014年11月4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会议专门研究“一带一路”建设战略规划以及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问题。习近平强调指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谋求加快发展的愿望，给多国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要集中力量办好这件大事，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近睦远交，使沿线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事实也证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由于对于他国的发展有着强大的包容性和融合力，得到了俄罗斯、蒙古国积极的回应，得到了周边国家的响应，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纷纷决定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共鸣和支持。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中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人们普遍认为，它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崛起的大国实施全方位、全球化开放格局和实施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扩大对外经济贸易合作的抓手，如果从传统安全观的角度看，除了提升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与增强大国影响力的外交意义，“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是极其有限的。但如果从非传统安全观的视域，特别是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看，“一带一路”建设对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具有全方位的重大战略意义。

一 “一带一路”建设构想的时代背景

（一）“一带一路”建设构想的国际背景

1.全球战略重心的位移和未来走势

1919年英国地缘战略家华尔福德·麦金德爵士（Halford J.Mackinder）把欧、亚、非三大陆统称为“世界岛”，把东欧视为“心脏地带”。他提出“心脏地带论”，他认为“控制了东欧就等于控制了‘心脏地带’，控制了‘心脏地带’就等于控制了‘世界岛’，控制了‘世界岛’就等于控制了世界”^[1]。

“二战”后，美国地缘政治战略学家尼古拉斯·斯帕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针对“心脏地带”概念，提出“边缘地带论”（Rim land）。他认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发生在‘边缘地带’，而且边缘地带在经济上、人口上都超越‘心脏地带’。因此，控制了‘边缘地带’就等于控制了欧亚大陆，控制了欧亚大陆就等于控制了世界的命运。”^[2]他在过世前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世界各政体联结在一起，所有的海洋也联结在一起，所有天空也连在一起。所以，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会影响邻近地区，终而联结全世界。而人类的海洋活动能力，可能造成一种新的地缘政治结构即“海外帝国”。斯帕克曼认为，美国最大的风险，就是让任何国家控制边缘地带。并预测“二战”后，苏俄是欧亚大陆最大强权，中国则是东亚的强权。德国要靠法国与东欧（包括俄国）平衡，而英美必须维持欧亚大陆的海上与空中掌控权。而欧洲，中东与远东的边缘地带，将是战后战略意义最高的地区，而美国必须确保这些区域之中不会出现强权。

从“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到“边缘地带”，再到全球化海外帝国战略重心的位移，站在全球历史和大国兴衰的角度看，无论是“世界岛”的心脏地带还是“边缘地带”以及海洋甚至未来的太空，都成为大国争夺和博弈的焦点，特别是就未来发展趋势而言，高速公路、高铁和航空技术水平的大幅提升，全球陆上和空中交通货物运输的比重已上升到55%，特别是地处亚洲中心地带的中国新疆，陆上和空中交通运输距离大大缩短，同时由于中国经济总量上升与大国崛起又占尽天时地利，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