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相关数据显示，全球非法烟草制品的年度总量约为6000亿支，占合法香烟总量的11%，导致每年的政府税收损失估计在400亿～500亿美元。^[1]在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严峻、安全稳定难以一步到位的背景下，烟草制品非法贩运因对国家的贸易财政、法制监管及政治稳定造成巨大危害而备受关注。由于非法贩运的跨国特性，其危害性还不仅限于一国之内，跨国走私、造假对他国的经济贸易安全，甚至地区和全球的安全也都带来挑战。按照有关研究的评议，烟草制品非法贩运是“目前最大宗的非法贸易种类，也是仅次于毒品贩运的全球第二大获取非法利润的产业”^[2]。参照一些研究犯罪学者和执法部门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成果，经合组织（OECD）认为，近年来烟草制品非法贩运不仅与国际上臭名昭著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多有勾结，而且与恐怖活动、恐怖融资关系密切。^[3]世界海关组织（WCO）在其年度报告中指出，烟草制品的非法贩运成为次撒哈拉地区仅次于毒品贩运的第二大恐怖融资来源。^[4]

透过相关数据资料，不难发现近年来国际社会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关注颇多，尤其是紧急地将非法贩运这一新型跨国犯罪及对其打击提上议事日程，甚至摆至触目惊心的位置。相关组织是如何具体描述该类非法行为给安全造成威胁的，其提供的治理和解决方案与建议有哪些，从自身国家的角度应如何解读国际共识及选取立场，这是本文力图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二 烟草制品非法贩运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现状

“冷战”结束后，与政治、军事相对应的传统安全威胁在逐渐淡出视线焦点，国际安全问题的研究开始扩展到人的安全、经济金融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态安全、科技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等，其涵盖面非常宽泛。在此期间，跨国犯罪及其治理成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社会重点着手解决的问题。2000年联合国通过《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按照当时主政的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话，这是“国际社会显示了对全球性挑战作出全球性应对的政治意志”，因为“只要犯罪是跨境的，执法便也应是跨境的。如果法治不止是在一个国家而是在多个国家遭到破坏，法治维护者便不能使自己局限于仅使用纯属国家性的手段。如果进步和人权的敌人们利用全球化的开放和机遇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我们也应当利用这些同样的因素来捍卫人权和挫败犯罪、腐败和人口贩运等等。”^[5]

2000年前后的一段时间，国际社会打击跨国犯罪的初衷不改，从最初重点打击毒品非法贩运的司法实践，^[6]向关注人口贩运^[7]、枪支弹药非法贩运^[8]转移，并逐步形成了治理打击非法贩运的完整体系。^[9]而最近的演变则体现在对烟草制品非法贩运的高度关注上，主要体现出以下特点。

（一）研究主体分类及其成果形式

目前，研究烟草制品非法贩运的主力军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国际组织主要有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联合国毒品犯罪办公室（UNODC）、经合组织（OECD）、世界海关组织（WCO）、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银行等。区域组织则以欧盟组织为代表。这些组织利用自身的国际资源，运用数据形成研究报告，并公布行动指南、创设联合行动来督促成员国家共同关注、共同治理。

其次是研究机构与学者。2013年和2014年，国际税收投资中心（the International Tax and Investment Center，ITIC）与剑桥经济研究所（Oxford Economics）联合制作了2期非法烟草指数报告，最新的年度报告名为《2013亚太区域14国与地区烟草非法贸易指数报告》（Asia-14 Illicit Tobacco Indicator 2013），该报告对位于我国周边的12个东南亚国家、地区及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共14个国家、地区的烟草贸易进行了实证调研及数据分析。^[10]一些国际咨询机构也连年出具与非法烟草制品相关的报告：毕马威咨询公司（KPMG）从2005年开始为菲莫国际（Philip Morris Companies Inc.PM）出具每年的KPMG PROJECT STAR report，欧睿信息咨询公司也有专门研究成果——“Illicit Trade in Tobacco Products 2012”。以Elizabeth Allen为代表的学者则以独立研究人的身份开展研究，连续两年发布《如何应对烟草制品非法贸易》（The Illicit Trade in Tobacco Products and how to Tackle it）^[11]，对全球的烟草非法贸易进行实证分析。

跨国烟草公司，特别是业界巨头也成为研究的重要参与者和支持者。排名世界烟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