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媒体策略：非传统安全管理的重要内容

2014年3月8日，马来西亚航空MH370客机失去联系，震惊世界。作为事件责任方，马来西亚政府、马来西亚军方、马来西亚航空先后对失联客机的乘客信息、飞行轨迹、最后失联信息、最后通话内容、失联原因、机组人员调查情况等关键信息作了发布，但由于发布信息模糊滞后、前后矛盾，引起媒体强烈不满。法新社、路透社和CNN所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不再援引马航方面信息作为主要的消息来源，各自充当消息来源，对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失去话语主动权的马方，面对全球媒体和公众质疑，手忙脚乱、疲于应对，形成的负面舆论使马航的信用几近破产、马来西亚的国家形象遭受严重打击。

马航事件中，马来西亚政府危机管理的惨痛教训，充分暴露出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中运用媒体传播信息、引导舆论的策略存在不足。通常当灾害发生时，政府希望通过媒体传递其声音，体现其意志，强化救援，树立形象，而密切关注灾情的民众则迫切需要知道关系其生命财产安全的灾害真相，以及救援推进的真实进展。信息供求存在巨大落差，导致政府的信息传播不但不利于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还激化了突发事件中的矛盾，扩大了事态的负面效应。

当今的中国社会，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腾飞后，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失序、群众心理失衡、核心价值观遭到冲击是这一阶段无法回避的“成长的烦恼”。正如英国学者吉登斯在其《失控的世界》一书中提出的那样，“风险社会”如期而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正经历着许多传统社会中并不突出的“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也就是“由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也是我们没多少历史经验情况下产生的风险。”^[1]与之相呼应，在现实社会中，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自然灾害等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爆发的频率在增加，破坏的强度也在加剧，对民众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传统的安全研究范畴，已经难以涵盖当前复杂的公共安全威胁现象，非传统安全，正凭借其全新的公共安全认知角度和管理模式，成为社会管理领域的全新课题。

相对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关注的是人的安全的中心价值，认为安全实质是人面临的一种状态。非传统安全注重人的个体的各种权利，强调重视社会化的个人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问题上所受到的威胁、获得的保障。”^[2]在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体制和观念转型、治理模式更新的大背景下，更多关注“人的日常生活安全”、“社会的日常运作安全”的非传统公共安全研究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史无前例地提出了十三大类安全问题，其中在公共安全领域，提出要“强化公共安全体系和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建设，遏制重大安全事故”，“深化平安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强化司法基本保障，依法防范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公共卫生领域，提出了要“改革和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在生态安全领域，提出“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等等^[3]，这些着眼非传统安全的治理方略的制定，对公共突发事件的科学处置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立足非传统安全的现实挑战和治理需求，研究公共危机的管理理念和手段，对于提升社会转型时期政府的执政能力，维护公民的人身、财产、民主权利，实现社会稳定，意义重大。

与此同时，当今社会媒体技术日新月异，信息传播空前迅速，正如《人民日报》3月21日刊文《来自互联网的你》中所说“面对移动化新兴媒体，网媒已屈居‘传统媒体’，原来的传统媒体被称作‘古典媒体’”^[4]。传媒手段的瞬息万变，带来的是信息传播渠道和公众信息接收方式的转变，使组织和新媒体传播规律相适应的危机信息管理策略，成为政府非传统公共安全管理中的重要内容。

2003年非典事件中，政府在事件之初管控媒体、封锁信息，最终导致谣言满天，人心惶惶；2008年汶川地震，政府第一时间和媒体通力合作，全面报道抗震救灾的全过程，赢得国内民众和国际舆论的一致支持。近年来，在一次次携手媒体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实践中，各级政府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科学运用媒体、抢占舆论阵地的重要性。然而由于缺乏对政府运用媒体处置突发公共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