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伴随着粮食产量多年连续增产和居民收入稳步提高，我国食物安全总体发展态势较好。然而，宏观食物安全良好态势下个人食物获取权剥离的现象时有发生，个人食物安全的实现仍存在一定障碍，宏观食物安全的良好局面并不能确保每个人都能实现食物安全，宏观食物安全与微观食物安全的协同机制和传导模式还不明确，城乡居民食物安全互动发展的思路也不清晰，食物可获得性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食物不安全地理分布、群体特征和演变机理有待进一步探讨。中国经济增速迎来换挡期，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高速平稳增长期过渡。转型时期持续改善和发展民生、保障城乡人口特别是脆弱人口食物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据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发布的全球饥饿指数，1990～2013年中国饥饿指数从13.0%下降到5.5%^[1]。从分项指标来看，总人口营养不足率从21.4%下降到11.5%，5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率从12.6%下降到3.4%，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4.9%下降到1.5%。可以说，中国营养改善和食物安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隐患，并呈现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从食物不安全的空间分布来看，食物不安全分布已由全局性转变为局部性，由“面”的食物不安全转向“点”的食物不安全，特别是特殊地区（偏远、落后、欠发达地区）脆弱人群的食物不安全。从食物不安全的发展趋势来看，食物不安全的发生具有反复性和周期性的特点，往往与极端气候或突发冲击有关，面对突发性、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食物安全临界人群摆脱食物不安全后再次陷入食物不安全的概率很大，未来食物安全将面临传统条件所未曾经历的挑战，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风险大大增加。事实上，我国微观食物安全的基础和稳定性较为薄弱，学界对微观视角下家庭（个人）能量、膳食营养摄入能否满足食物安全要求的讨论较少，食物获取能力是制约食物安全的重要因素，从经济承受能力、物理获取能力视角合理地测度个体食物安全水平，探索食物获取能力和食物安全的作用机理很有必要。

二 理论框架

世界粮农组织（FAO）在1974年最早定义了“食物安全”（Food Security），即“确保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得到维持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国内早期研究多称作粮食安全，这与新中国成立后长期粮食供给不足的特殊历史时期密切相关。近年来，食物安全研究范畴逐步从单一维度的粮食安全演变为关注食物多样性、食物营养、食物偏好的食物安全，目前公认度较高、被广泛认可的食物安全定义是世界食物安全委员会在2001年给出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富有营养和安全的食物”。该定义涵盖了能力要求和目标导向，不仅强调经济承受能力和物理获取能力，而且对食物安全的数量目标、安全目标和营养目标都提出了确切要求。

在食物安全的定量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建立了多元食物安全评价体系，为食物安全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Maxwell等（1992）^[2]、Howarth（1993）^[3]、Haddad等（1994）^[4]、Chung等（1997）^[5]认为可以考虑将个人食物或能量摄入能否满足基本生理需求作为微观食物安全的判定标准。不同个体年龄、性别、能量消耗不同会造成能量和营养需求不同，因而食物安全标准也应该因人而异。如果某个家庭成员实际食物消费能够满足其自身能量和营养需求，则认为他能够实现食物安全；否则，就认定他没有实现食物安全。Barrett（2002）从可操作性的角度提出了食物安全研究中四个应注意的问题：首先要考虑个人的生理需要，确保营养需求和能量消耗能够达标；其次要考虑人们在食物消费与其他基本需要之间的互动及取舍，食物消费在基本消费的优先次序可能反映食物安全程度；再次要考虑一定时期内食物安全状况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些变化的感受与反应，判断是偶然发生还是经常发生，特别需要关注食物安全临界人群的感知；最后要能够反映不确定性和风险情况，能够对食物安全进行预判和防范^[6]。李瑞锋和肖海峰（2007）采用“标准人”日均能量摄取值为标准对食物安全进行评价，未考虑不同特征、生活方式人群的能量和营养需求差异，已有食物安全的理论研究较为丰富，由于微观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原因，实证研究的进一步开展遇到困难^[7]。

结合当前我国国情，食物安全要求不能局限于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