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意经济时代，文化产业^[1]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日益凸显。一方面，城市创意经营环境、创意资本基础和文化资源为文化产业的培育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发展又能促进创新资源的统筹协调与优化配置，促进形成城市创新系统，增强城市综合实力，带动区域经济增长。^[2]因此，将文化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或支柱产业，已成为各大城市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

正如英国学者查尔斯·兰迪（Charles Landry）所指出的，创意产业^[3]的推动少不了定量指标，指标让人正视问题，要求反思与不断思考，激发创意。因此，为更好地发展文化产业，城市管理者首先必须对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竞争力进行评估，以发现问题。近十年来，国内外的文化产业研究者和机构纷纷开发相应的评估工具——创意指数（Creativity Index），作为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状况与竞争力的定量描述和分析工具。较为知名的创意指数有：“美国创意指数”（2002）、“欧洲创意指数”（2004）、“香港创意指数”（2004）、“上海城市创意指数”（2006）等。这些创意指数将文化产业竞争力分为若干指标进行细化评估，对指导当地文化产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目前尚缺乏一个统一的创意指数对中国各大城市的文化产业竞争力进行横向对比。并且，从指标选择、指标关系、计算方法等方面来看，现有创意指数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为此，本研究试图开发一个“中国城市创意指数”（Chinese City Creativity Index，CCCI）模型，从而为中国城市文化产业竞争力的评估与对比提供工具。

一 研究回顾

全球第一个创意指数诞生于2002年。十多年来，全球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开发了很多创意指数。在中国，目前影响力较大的创意指数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美国创意指数和欧洲创意指数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构建了全球首个创意指数——“美国创意指数”（2002）。之后，他又和艾瑞·泰内格莉（Irene Tinagli）构建了“欧洲创意指数”（2004）。^[4]美国创意指数和欧洲创意指数的一级指标相同，只是在二级指标上有所差异（美国指数有7个二级指标，欧洲指数有9个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包括人才（Talent）、技术（Technology）和宽容（Tolerance）三个方面，合称为“3T”。“3T”抓住了文化产业最为重要的三个驱动力——人才是文化创意的源泉，技术是文化创意的实现手段，而宽容为文化创意的产生和消费提供了土壤。作为全球第一个创意指数，美国创意指数为文化产业的评估奠定了基础。后来开发的欧洲创意指数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微调。不过，美国创意指数也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一级指标过于简单，只有人才、技术、宽容三个驱动力方面的指标，缺乏其他的驱动力指标（如文化资源等）和产业产出的指标（如文化产业增加值）；另一方面，有些二级指标不适合我国的国情，如“宽容”的二级指标“同性恋指数”和“波西米亚指数”等，都不适合中国的情况。

（二）香港创意指数

2004年，香港特区政府委托香港大学开发了“香港创意指数”。香港创意指数的亮点在于本土化，依据自身城市特征创建出“5C”模型。5C由创意绩效（Creative Performance）、人力资本（Capital of Human Resources）、文化资本（Capital of Culture）、制度资本（Capital of Systems）、社会资本（Capital of Society）组成，具体包括116个指标。香港创意指数的5C体系以美国创意指数为基础，但在指标体系上要丰富得多。该体系考虑了创意绩效（以GDP增加值、贸易额等业绩指标来衡量），还考虑了影响创意绩效的四个驱动因素——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制度资本，因此显得全面而有逻辑性。香港创意指数为后来中国内地的几个创意指数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后来的几个指数大多采用这5个一级指标，而二级指标存在差异。不过，该指数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该指数在计算公式上将所有指标相加，混淆了驱动力与结果的关系，有重复计算之嫌；此外，116个指标的选择充分考虑了香港的城市特征，然而用于内地各城市之间进行对比则不合适。

（三）上海城市创意指数

2006年，上海市创意产业中心在借鉴欧美创意指数与香港创意指数的基础上，根据《上海创意产业发展重点指南》，利用《上海统计年鉴》中的统计资料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