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是农民家庭实现小康、抵御各类风险的有效力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作为农业大省，湖南农民财产性收入总量小、潜力大，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将实现翻倍增长。本课题拟通过全面分析湖南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找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相关影响因素和现实障碍，并充分借鉴先行地区成功模式和试点经验，结合湖南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力图唤醒农村沉睡财富，培育农民增收新增长点。

一 湖南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特点

（一）总量快速增加，但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较低

2013年，湖南农民财产性收入147.71元，是2000年的7.1倍，年均增长16.3%，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高5.1个百分点。但相比全国平均水平和全省农民收入中的其他收入，湖南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总量小、占比低的情况仍比较突出。2013年，湖南农民财产性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0.5%；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1.8%，仅比2000年提高0.8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低1.5个百分点。

（二）收入来源日趋多元，但主要构成仍相对单一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形式日趋多样。除传统储蓄利息收入外，股息和红利、土地补偿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房屋出租出售、农机出租等逐渐成为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内容。但从主要来源看，湖南农民财产性收入构成依然相对单一，主要依靠利息收入、租金、股息与红利收入，土地等财产的价值未能充分发挥。2013年，湖南农民人均股息与红利收入、租赁收入、利息收入分别占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的39.3%、20.4%、20.7%，三项合计占80.4%。

（三）城乡财产性收入水平比不断波动，差距大幅高于全国

2000年来，湖南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比一直在2.2∶1至10.3∶1之间不断波动。2013年，湖南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比为7.4∶1，而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和2012年全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比均仅为2.8∶1。

（四）群体差距不断扩大，“两大两小”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近年来，与高收入户相比，湖南大部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不仅在“起跑线”上落后，而且“加速度”也明显落后。不同群体收入呈现“两大两小”特征，即少数高收入农民财产性收入基数大、增幅大，大多数农民财产性收入基数小、增幅小。2013年，按五等份分组，湖南农民高收入户财产性收入为539.43元，是最低收入户的19.9倍，大幅高于2012年的15.3倍。2010～2013年，湖南高收入户人均财产性收入增加了235.3元，而中高收入户、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仅分别增加12.4元、15.6元、10.5元，中等收入户下降10.8元。

（五）区域差距明显，马太效应进一步显现

2013年，湖南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最高的地区是长沙市的557.7元，最低的地区是怀化市的51.5元，还不足长沙的1/10。在14个市州中，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低于100元的有6个市州，分别是益阳、永州、怀化、娄底、湘西、张家界，高于200元的有3个市，分别是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进程不同，湖南不同市州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较大。总体而言，长株潭等相对发达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及其在农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要高于其他地区农村居民。

二 影响湖南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一）农民收入总体水平偏低，可支配财产积累速度较慢

虽然近年来湖南农民纯收入持续增长，财产积累也不断加速，但相比全国平均水平和省内城镇居民收入，农民收入水平依然偏低，城乡收入绝对差距仍在加大，制约了农民可支配财产购置与管理，使得农民财产性收入大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省内城镇居民收入水平。2013年，湖南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全国平均水平的94.1%，比2000年降低了3.4个百分点，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水平、省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差距分别达到523.8元、15041.9元，分别是2000年的9.3倍、3.7倍。

（二）土地改革推进不快，土地财产价值无法充分发挥

农民的财产权利主要来自于土地和房产，由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不快，相比先进省市，湖南农民难以更多、更好地从土地、房产中获得收入。一是土地流转收益较低。受土地所有权主体仍不明确、土地连片集中流转难、流转范围窄且周期短、流转及配套机制不健全、流转耕地林地专业化合作经营程度低等因素影响，湖南多数农村土地未实现高效流转，许多边远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