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蓉：台湾的文化政策研究在整个华文文化圈处于领先地位，能否请您全面介绍一下台湾文化政策研究的组织机构、人员队伍发展情况以及对台湾文化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于国华：台湾的文化政策处于一种矛盾状态。对许多政策的见解和论述，同时有人主张相反的论点；这些不同的思考逻辑各有道理，却令人莫衷一是。

造成分歧的原因不难理解。追随先进台湾当局重视文化的脚步，中国台湾同时向美国与欧洲、亚洲先进国家取经，但中国台湾忽视了这些国家不同的文化政策背后，各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人文渊源。

在欧洲特别是法国，文化部组织健全庞大、预算充裕，台湾民间对于“文建会”升格成“文化部”的期待，直接受到法国的影响。英国文化专责机关发展较法国晚，迟至1992年才有国家文化资产部（Th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Heritage），1997年重组改名为文化媒体体育部（The Department of Culture，Media and Sport）。但英国在1997年推动“创意产业”政策，对中国台湾2002年推动的“文化创意产业”有直接影响；英国乐透彩对艺文的赞助，也给中国台湾很大启发。

同时，中国台湾又设有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它的概念来自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EA），专司艺文补助。台湾的文化资产保存、小区总体营造、工艺振兴，从政府的组织设计到实际操作手法，又有诸多经验取材自日本。

可以说，从法国，中国台湾见识到“文化大国”对于文化建设应有的决心和魄力；从英国，中国台湾学到如何将产业机制与艺术文化结合，再以产业力量回馈于艺术和文化发展；从美国，中国台湾学到民间资源的重要，政府必须尊重市场，采取不介入、不干涉态度，以市场支持文化艺术发展的养分；从日本，学到的又是政府和民间紧密的合作，由政府提供法律授权的空间给民众，由民众以自发方式推动文化运动。

这四个国家的发展经验各有可取之处，同时放在中国台湾，却形成无法对话的僵持。例如，民间要求政府像法国给予剧场和博物馆一样给民间更多资源，政府则会回应，应该学习美国争取企业和民间赞助，不要完全仰赖政府。政府学英国推动文化创意产业，民间却要求“培基固本”；政府“由上而下”地拟定计划、核定预算，民间却说应该学习日本，文化应该“由下而上”。

“文建会”于1982年成立至今，是台湾最重要的文化政策研究及行政机构，但多年来，文化政策的研究并不够。与大陆的情况不同，大陆任何政策的出台先有周密的研究，台湾社会变动快速，政府的政策推动，往往来不及先有规划，但台湾有非常多的专业民间组织，可以在必要时提供咨询，协助政府拟定政策。

黄玉蓉：能否谈谈《文化艺术奖助条例》在台湾的实施效果？关于艺术补助，历来有争议，认为它可能有违艺术民主，可能造成艺术的政治化倾向或者造成艺术家的持续贫穷。另外，还可能对纳税人造成不公平，因为艺术的主要功能——审美体验其实是个人的事情。当然，资助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资助利弊您如何看待？

于国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以下简称为《文创法》）开宗明义，说明“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化资源”“艺术创作”“文化资产”之间的关系。从文化政策方面探讨，《文创法》只是“三足鼎立”中的一足，必须与《文化资产保存法》《文化艺术奖助条例》另“两足”共同运作。这“文化三法”有不同的立法精神和作用对象，其中，《文化资产保存法》规定过去和传统文化艺术精华如何被保存与传承，《文化艺术奖助条例》规定政府必须鼓励和支持当下的艺术创作，保持艺术创新动能。《文创法》则在文化资产保存和文化艺术创作的基础上，通过文化与科技结合等手段、市场开发机制，丰富国内的文化资源和艺文生活。

《文化艺术奖助条例》对台湾艺术发展非常重要。第一，它是“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法源，因此设立“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是台湾艺术工作者最重要的补助来源；第二，它规定了所有公共工程必须编列1%的经费做公共艺术，造成台湾整体景观环境的重大改变。此外，它是政府的承诺，保证政府一定会提供艺术创作的补助给艺文界。

诚然，审美体验是非常个人的事情，但文化发展是社会整体的进步，值得政府投资；而政府的资源来自税收，以政府资源补助艺文事业，必须经过一定的审核程序。这样的制度在许多国家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