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等文件从国家层面明确了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随着文化产业的壮大，制约其发展的因素逐渐显现，其中文化产业属性与现行金融环境不匹配，导致文化产业难以获得金融支持的现象尤为突出。2010年3月，中宣部等九部委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鼓励通过金融创新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各地区纷纷进行面向文化产业的金融创新实践活动，其中以间接融资产品创新为代表的创新活动使一些文化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但以艺术品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却放大了风险敞口，进而导致创新失败。从长期来看，针对文化产业特殊属性而进行专门的金融创新似乎是文化产业金融创新的必须途经，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背景下，以上观点更是甚嚣尘上。但是从笔者的观察来看，面对文化产业的特殊金融创新并非能一蹴而就，相反，过于激进的削足适履式的金融创新反而会带来新的金融风险。文化金融的建设不可能是空中楼阁，必须建立在某些特定基础之上，科技金融是可选择的重要基础之一。以科技金融为底色建设文化金融，不仅能够有效规避一些金融风险，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文化与科技的融合，这就是本文的要核，也是以下部分将会探讨的重要观点。

一 特定产业金融全面创新的系统性风险

（一）创新路径所引致的风险

正在进行的面向文化产业全面金融创新由政府和金融中介共同主导推进，其中政府是由产业相关主管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组成。产业相关主管部门出于产业发展需要而表现出鼓励金融创新倾向，金融监管部门因为国家产业发展规划而放松监管，金融中介则可能因为监管放松而出现追逐高风险操作的情形，一旦风险放大，政府监管重新介入，金融创新的生命周期很可能会经历“监管放松→微观动机产生→采纳扩散→交易定价→监管收紧”的路径过程。这种金融创新路径会导致创新成本过高，创新风险放大。

（二）金融体制风险

在金融制度上，Allen和Gale按照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金融中介的竞争程度和外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总结了世界5个主要经济体的金融制度模式（见表1）。

表1 主要经济体金融制度模式比较

基于这样的特点划分，他们把各国的金融制度分为银行主导型（欧洲大陆模式）和市场主导型（Anglo-Saxon模式）两类。正如Melitz所言，金融制度决定了每个市场的金融产品创新边界，换言之，金融制度决定了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上的自由度。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金融经历了长达30年的转型期，且目前仍然在转型当中，由于曾经的历史原因而导致的全社会范围内的信用制度崩塌，整体信用体系的重建艰难而缓慢。金融交易主体在金融交易行为中经常会出现很多非系统性风险，比如说违约。为了抵充这些由金融转轨所带来的体制性风险，国家进行一些风险分担机制设计，政府往往承担金融创新的“最后贷款人”（Ｌender of Ｌast Ｒesort）职能。面对特定产业的金融创新活动，由于是政府所主导，政府承诺仿佛给金融创新解决了后顾之忧，但却会引致这样的结果：因为没有后顾之忧，金融机构会加深其追高动机，从而放大风险敞口。除此之外，中国的金融市场还存在一个重要特征：缺乏专利保护。这种特征会促进金融机构倾向于模仿而非创新，将他们的创新战略建立在与创新收益性有关的累积信息上，这种后发优势使得他们可以提高采纳成功的创新，并拒绝非赢利创新的可能性。信息外部性引起了“搭便车”问题，“搭便车”问题导致行业中的任一金融中介不会主动进行有效的金融创新。引领创新者发现了新产品的需求水平而产生了外部性，跟风创新者从这种外部性中获益。

（三）道德风险

在Arrow^[1]以及Debreu和Scarf ^[2]的研究结论中，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在本研究所关注的对象中，却存在另外一种信息不对称，即政府与金融机构对特定产业的信息不对称和政府对金融创新工具的信息不对称。这两种信息不对称会带来两种不同结果（见表2）。

表2 不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同结果

当政府与金融机构对特定产业的情况都不是很熟悉时，政府为了产业发展的需要鼓励金融机构进行创新活动，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