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使权利太过，成为不公正。

——〔法〕伏尔泰

引言

广场舞，曾是全民健身运动的主旋律，如今却成了扰民的代名词，饱受诟病和质疑。作为广场舞者的“大妈”，也被贴上了“坏人”、“为老不尊”的标签，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广场舞者与反舞者之间的冲突不断，被戏谑为“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1]广场舞究竟侵犯了谁的权利？公共场所是否应当禁跳广场舞？如何在广场舞者的娱乐和健身自由与他人的正常生活秩序中寻找平衡？这是作为法律人应当思索的问题。

一 描摹：广场舞纠纷的现实剪影

近两年，因广场舞引发的矛盾冲突在各地频繁上演。以“广场舞纠纷”为关键词在网络上查询，显示有541万条相关报道。鸣枪、放藏獒、泼粪等一幕幕以暴制暴的场景不断将广场舞矛盾推向高潮，上述两个案例仅是诸多该类纠纷的现实剪影。^[2]广场舞者有娱乐和健身的权利，他人有休息的权利及保持安宁、正常生活秩序不被破坏的权利，在广场舞日益盛行的今天，两者却总是以冲突的形式存在。面对广场舞纠纷引发的权利争夺，民众会求助于两种救济途径——公力救济和自力救济。

（一）劝阻模式：面对强势“大妈”的望洋兴叹

业主遭遇广场噪音侵扰时，首先选择的救济途径是“私了”，即尝试通过对舞者进行文明的规劝、说服、协商，或进行无声抗议，以情理打动舞者，使其自动调低伴奏音量、缩短活动时长、更换活动场地等。然而，这种温和、委婉的方式通常会遭到舞者的漠视或粗鲁的拒绝。

（二）求助模式：多部门齐抓共管徒叹奈何

当协商模式无效时，民众会求助于第三方——公权力机关或相关社团组织，通过第三方的管理、协调，实现对广场舞的管控。该种模式又可分为两种：（1）行政管理模式。即由单个部门或多部门（公安局、环保局、文体局、城管局等）协作，通过限音量、限时段、限区域、限设备的“四限”办法，实现对广场舞的有效治理。（2）社会协调模式。通过第三方（民警、物业服务人员、社区工作人员、街道办事处、业主委员会等）介入调停，或通过订立《广场文化活动公约》对广场舞的场地、时长、时段、音量进行限制，实现广场舞者与反舞者的冲突平息。然而，对广场舞究竟由谁来管控尚无定论。权力交叉必然导致部门间推诿与权利救济真空。

图1 各部门对广场舞投诉的推诿与共管现状

（三）反击模式：形形色色的法外救济是否反应过激

协商模式和求助模式无济于事时，反舞者只能与舞者展开简单粗暴的“拉锯战”，但这一方式又遭到社会公众的质疑，认为反舞者的反应过激，缺乏对老年人应有的关爱和怜悯。

表1 各地针对广场舞的自力救济对策

为缓和冲突，广州、成都等地也曾出现过舞者戴耳机的无声广场舞，但仅仅是昙花一现。面对广场舞侵扰，民众如何才能保护自己受到挑战的权利？当上述多种救济模式均无效时，受侵害方只能寄托于司法救济。然而，由于该类案件在中国尚没有裁判先例，所以反舞者的起诉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法院拒之门外。广场舞纠纷司法救济之路艰难：一是难在规则缺位，谁也不想做或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二是难在其中的价值平衡，一边是处于弱势地位的老年人的利益需求，另一边是其他民众的正常生活秩序需求，都不可谓不迫切，如何对两者进行利益衡量与取舍，是困扰包括法官们在内的社会公众的难题。

二 揭示：舞者与反舞者的权利冲突

广场舞者与反舞者之间的矛盾冲突，究其本质，是一种权利冲突，即娱乐权（或健身权）与休息权（或保持安静权）之间的冲突。导致此种权利冲突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矛盾普遍性下的利益冲突常态化

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权利与权力、权利与权利场域也不例外。中国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该条文隐含和肯定了私权间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广场舞者与反舞者之间的权利冲突，实际是不同主体背后的利益诉求冲突。

（二）公共空间匮乏下的权利资源争夺

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城市商业化进程加快，满足市民文化生活需要的公共空间渐被蚕食。没有公共文化空间，不代表人们可以放弃公共文化需求。当上班族为工作和家庭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老年人占领和改造既有的稀缺空间，使之成为舞场。广场舞者的权利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