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巨变”。从生存大环境看，中国宗教已经从“精神鸦片”“迷信落后”的同义词，甚至“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之一，变为一种可以“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客观存在，变成可以其积极因素为社会服务的主体。从宗教的存在状态看，30多年来，宗教信仰人数实现了“大扩容”，宗教信仰格局也发生了巨变：从一切宗教场所的关闭；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再到今天寺观教堂的壮观浩大、金碧辉煌，信教群众多元，组织制度多样，宗教市场一派生机。具体到每一种宗教，无论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还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和随改革开放进入（或重新进入）中国的各类“新兴宗教”，如果与40年前相比，的确都是旧貌换新颜了。从宗教管理方面看，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渐进式落实，中国的宗教工作部门从对宗教事务的简单依靠政策管理，逐渐走向保护、管理、引导、服务并重的依法管理模式，并初见成效。

以中国悠久漫长的宗教发展史而论，改革开放30多年犹如弹指一挥间，但中国宗教信仰领域的巨变却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宗教领域的现状，是近40年来中国社会和中国宗教界不断改革的结果，而中国宗教团体（从宗教领袖到普通信众）和中国的宗教工作部门（统战部系统和宗教局系统），既是中国宗教改革的两大参与者，也是社会评论（包括大量批评）的接受人，更肩负着当下和未来中国宗教健康发展之重任。与此同时，面对宗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益加大的局面，面对中国宗教日益多元化和世俗化的林林总总，社会各界各有评说，从面貌一新和无限生机，到混乱不堪和敛财堕落，各持己见。

无论如何，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进行的宗教改革，讨论如何认识和对待宗教改革的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宗教学人的学术任务。基于对中国宗教现状和进一步改革的认识，本报告将重点关注以下问题：其一，中国宗教改革的背景、迫切性和必要性；其二，中国宗教在思想观念、行动仪轨和组织制度层面的改革以及改革的出路；其三，中国社会如何看待宗教改革，政治层面又如何对待宗教改革。

事实上，中国宗教改革是当代中国社会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它既是宗教团体在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进行的改革自身的运动，也是党政宗教工作部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动态过程，因此是政界和教界之间不断磨合、相互理解、共同进步的过程。我们相信，通过中国宗教改革的持续进行，逐步建立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型的政教关系，中国的“政教关系”将得到切实的协调，而这些都有助于中国宗教真正得到“治理”。

一 改革开放催生中国宗教新局面

（一）中国的大改革与宗教的小改革

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和文化生活的活跃，但由于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强力压制宗教的激烈反弹，中国宗教在复苏的道路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中国宗教的改革势在必行。

中国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1979年开始逐渐恢复开放宗教场所，1989年后才有较为大量的中青年人进入寺观教堂。1992年中共中央确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各个宗教也迅速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群现象——“文化基督徒”“老板基督徒”“儒商”“佛商”“道商”“穆商”等。因此，无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一代教徒，还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新宗教徒，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这也意味着，中国宗教信仰是伴随着经济改革而复兴的。

进入21世纪后，“宗教”的负面新闻开始增加。在社会经济层面，一方面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经济上的社会影响得以体现，互联网、现代交通及各类高科技产品也使中国人的生活更为富有和自由，另一方面则是由各类竞争所导致的人们心理紧张和社会道德的沦落，人们的内心需求、文化需求、灵性需求、宗教需求日益增加，由此出现了大量的大学生基督徒团契、大学生佛学社、各种宗教举办的学生夏令营、新兴城市基督教会、城市佛教居士群体等。但与此同时，宗教的、与宗教相关的、伪宗教的、借宗教之名的种种乱象层出不穷，新闻媒体的焦点，大多集中在各种大师大仙成为众多贪官背后的高人、道教养生吸引了不少商人名伶、名寺的CEO式管理、名山名寺（在股票市场）“上市”等。

无论是作为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