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代东巴教的兴衰

（一）1949～1978年东巴教的兴衰概况

东巴教是纳西族信仰的本土宗教。东巴教的祭司自称为“本补”（biu bbuq），而在纳西族西部方言区，民间称东巴教的祭司为“东巴”，因此有了“东巴教”的学术界名称。

东巴教主要流行在滇川藏地区的纳西族乡村，丽江大研古城的一些纳西族居民（包括木氏土司家族）也信仰东巴教。从东巴教的内涵看，它显然是一种具有多元宗教因素的民族宗教，在东巴教的形成过程中，它由一种比较单纯的自然宗教的形态，融汇了其他宗教的内容，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多元宗教文化特征的宗教，东巴教可以从源与流两方面来看，是纳西族本土原始宗教和外来宗教因素两者的汇合，本土信仰体系（即原始宗教）是“源”，而各种外来宗教因素则可以视为“流”。

东巴教早期的形态是纳西先民的原始宗教，后来逐渐融合了以藏族为信仰者主体的苯教和“喜马拉雅周边区域”（有的称为“喜马拉雅山地文化”或“喜马拉雅周边文化带”）的萨满（即巫术、巫教，Shamanism）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等因素，最终成为以数万卷的象形文字经典为其载体，有复杂的仪式体系而别具特色的民族宗教形态。虽然东巴教文化内容纷繁复杂，但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灵物崇拜、鬼魂崇拜等仍然是它的主要内容，其中尤其突出的是自然和自然神（或精灵）崇拜。

1949年以前，东巴教是纳西族中信众最多的民族宗教，大多数村寨都有东巴祭司，还产生了一些大东巴辈出的“东巴之乡”，诸如迪庆州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白地村、玉龙县塔城乡、鲁甸乡、白沙乡等。

东巴祭司平时从事耕稼樵牧，是不脱产的农牧民，只是在农牧劳作之余为人祝吉祈福，请神送鬼，占卜治病。他们在社区民众来请他们时才举行仪式，当事者给他们一些实物或现金作报酬，但东巴的家庭经济来源主要是靠生产劳动。东巴没有自己的宗教组织——教会，没有统一的教规教义，各地的东巴相互之间没有统属和被统属的关系。学识渊博、精通众艺的东巴被东巴们和民间尊称为大东巴，出类拔萃的东巴被尊称为“东巴王”，但这仅仅是一种尊号，与藏传佛教的那种教徒等级制完全不同。当东巴的都是男子，传承的方式主要是家庭或亲族内的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无子则传于侄。也有一些东巴是没有东巴家世但通过投师学艺而成为东巴的。

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东巴教被认为是封建迷信而被禁止，民间的东巴教活动急剧减少，即使有一些仪式活动，也大多处于秘密举行的状态。玉龙县鲁甸乡新主村是著名的东巴之乡，民国时期出过和世俊、和文质等大东巴，他们曾协助由当时的中央博物院派来收集整理东巴经典的著名学者李霖灿（后来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解读东巴教典籍。1958年，在丽江县文化馆工作的纳西族青年作家木丽春曾到鲁甸等乡村收集东巴经1700多种，后收藏于当时的丽江县文化馆中。1959年，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到丽江调查纳西族民间文学，因当时非常重视东巴经典，把它视为纳西族民间文化遗产，因而特别成立了一个东巴经典翻译小组，请新主村的著名东巴和正才等参加。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民间东巴教的活动已经基本销声匿迹，但因东巴教古籍的文化价值，所以政府曾专门组织人员进行过翻译整理工作。60年代担任中共丽江县委书记的徐振康，年轻时曾在云南大学外语系学习，他从当时看到的一些外文资料中，认识到了东巴教古籍的独特价值和学术意义。1962年他邀请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的纳西族学者周汝诚先生回到家乡丽江，主持东巴教古籍的抢救和整理工作。在获得中央民族学院同意后，周汝诚先生在1962年的下半年回到了丽江，担任县文化馆馆长。当时丽江县的财政状况十分拮据，徐振康指示拨专款用于抢救整理工作。他把丽江县鲁甸乡新主村的和正才、大东乡的和九日、黄山乡五台村的和芳、太安乡汝南化村的多海、黄山乡文笔村的多兴五个在丽江地区很有名望的大东巴接到丽江县文化馆，又派人去中甸县（今属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白地村请来当地的两个大东巴久干吉、年恒，先后抽调了丽江地区的文化工作者周霖、周汝诚、周耀华、桑文浩、和锡典、李即善、木耀钧、林炳铨、和凤春、赵净修等人，组成了一个抢救整理东巴教古籍的工作班子。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