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和经济进入新常态背景下，加快推进县域城乡一体化，必须着力构建以县域城镇为支点的新型城镇化体系，带动城乡统筹发展。

一 推进城镇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改革发展的实践充分表明，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根本出路在于城镇化。

只有城镇化，才能有效转移农村劳动力，带动农民变市民，消除城乡差别。目前，发达国家城镇化率达80%以上，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就是农村劳动力和农民向城镇加快转移的过程，也是城乡差距缩小的过程。比如美国，20世纪30年代，城镇化率由50%升到70%，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同期美国的城市和乡村居民收入比从1∶0.4缩小到1∶0.8。20世纪后50年，随着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美国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了近3倍，非农收入占农村家庭收入比重由1960年的50%升到2008年的89%，同期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0.7变成1∶1.25，农民收入高于城镇居民收入。湖南是一个人口大省、农业大省，2014年城镇化率为49.28%，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个点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要想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距，就必须提高城镇化水平，通过转移农村劳动力来带动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

只有城镇化，才能有效增加农业劳动者占有的土地等资源，扩大规模化、集约化农业发展空间，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城镇化率高低决定农业的规模经营大小，进而决定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低。比如法国，“二战”后出现新一轮城镇化浪潮，20年间城镇人口占比由50%增至75%，由此推动土地规模经营，农业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1955～1980年，农户总数从230万降低到140万，释放土地1100万公顷，占农地总面积的近1/3，50公顷以上规模农场占全部农场的比例从4%升到21%，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大幅提升。目前，法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100倍。湖南省由于人口多、城镇化率低，人均耕地资源仅为0.84亩，小规模分散经营仍然占主导，严重制约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收入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迫切需要通过城镇化促进农业的规模化，增加农业的比较效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水平。

只有城镇化，才能增强区域经济实力，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新机制。实践表明，凡是工业化、城镇化水平高的地方，区域经济实力就强，经济实力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能力就会强。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和湖南省长沙市，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良性互动发展路子。比如，浙江省改革开放30多年后由一个农业大省变成经济强省，目前城镇化率达到65%左右，城乡差距接近2∶1。长沙县也是由一个农业大县变成全国百强县、中部第一县的，2014年城镇化率达到56%，城乡差距缩小到1.46∶1，财政收入过200亿元，每年大量公共财政投入“三农”发展和民生改善，根据指标综合测算已经实现全面小康了。但是，就全省而言，总体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大多数县只能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保证运转，基本上没有财力大量投入城乡特别是农村的公共事业建设。推进区域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加快发展，必须大力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增强以城带乡能力。

只有城镇化，才能把先进文化和城市文明向农村传播辐射，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和农村文明程度。人类的发展进程，就是农耕文明走向城市文明的过程。近10多年来，大量农民工到城镇打工经商，不仅明显增加了收入，而且增长了见识、学会了技能，甚至改变了命运。这表明，城镇发展繁荣起来了，一方面让转移进城的农民可以共享城市文明，另一方面可以加快先进文化和城市文明向农村的渗透，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方式，增加农民的知识技能。通过加快城镇化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缩小城乡人口素质的差距，才是从长远、从根本上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有效途径。

二 发挥县域城镇的纽带和带动作用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重点

坚持走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道路，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现实选择。湖南作为城镇化水平偏低的中部农业大省，要从两个层面提高城镇化水平：第一个层面是从全省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