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两大结合部，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县域经济的GDP已占全国GDP的60%以上，全国商品零售总额有五成来自县级，全国地方财政收入有四成来自县级，并继续呈上升趋势。可以说，县域经济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最具增长潜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发展水平的高低、发展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状况。过去30多年来，湖南省的县域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以初级工业化为目标，以GDP增长为核心，低层次、粗放型、过度追求规模和速度的传统工业化发展路径。2014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增速以及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告别，进入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新阶段。中国经济新常态为县域经济的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只有主动适应并科学应对新常态，才能牢牢把握县域发展的主动权。

一 湖南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十二五”期间，湖南省把握时代机遇，深入掌握县域经济发展规律，获得了较快的发展。2013年全省县域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6万亿元，占全省GDP的65.3%；县域财政总收入约1115亿元，占全省的33.7%，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绩，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县域经济总体水平不高，发展不平衡。2013年，全国县域人均GDP为31152元，湖南省县域人均GDP为26316元。全省统计的88个县（县级市）中，GDP最大的长沙县为976亿元，GDP最小的古丈县为17.16亿元；人均GDP最高的为长沙县（为97249元），最低的桂东县仅有8500元；地方财政收入最高的长沙县为180亿元，最低的古丈县仅有2.3亿元，县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

第二，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集聚水平低。湖南省县域经济整体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精深加工产业占县域加工业的比重较低；多数企业生产集中于产业链的初级环节，同时在初加工的运作模式下，资源利用率低的同时能源消耗量较大，社会专业化分工不明确，资源结构难以互补，难以出现有规模效应的龙头企业，多企业配套的产业集群也难以形成，严重阻碍了产业链的延伸和扩展。另外，在产品结构上，初级产品比重大，工业产品技术含量较低，产品类型趋同，同类产品的市场细分特征不明显，系列化产品不多，缺乏既有专业分工又能资源互补的产业集群。

第三，产业趋同问题突出，规模经济发展困难。由于缺乏对县域产业布局的统筹规划，各县域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同时县域内协作欠佳，职能分工不够明确，特色不够突出，导致严重的产业趋同。县域工业的产业同构问题首先造成了产能过剩和同质化竞争。一方面，重复生产和重复引进导致资源和资金的浪费，另一方面，企业为了存活下去掀起的价格大战又引起了严重的恶性竞争。其次，产业结构趋同分散了生产，阻碍了规模经济的形成。有限的投资成了撒“胡椒面”，降低了专业生产水平，损害了分工利益，既无法获得规模经济，也无法实现技术升级，进而危害了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四，城镇化水平较低，辐射能力弱。2013年全国城镇化水平为53.7%，湖南省城镇化水平为47.8%，县域平均城镇化率只有33.6%，比全省水平低14.2%。同时城镇密度低、城镇规模小，城镇空间布局不合理，基础设施配套程度低，城市功能体系不完善，支撑城镇发展的产业基础不强，城镇特色不够突出，市场机制在促进城镇发展中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政策不配套等，使得城镇吸纳要素、聚集产业的能力弱，对本地经济的辐射作用非常有限。

第五，县乡财政困难，管理职能弱。“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现象十分普遍。2013年，全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缺口达312亿元，缺口县（区）占近70%。由于县级财力弱，基本公共设施明显落后，市场流通、科技创新和信息化等支撑体系建设更是薄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低。同时，县域财政与事权不对称，财权及财力相对向上集中，事权及责权则相对下移，尤其对垂直管理部门管理乏力，削弱了县级政府管理职能，制约着县域经济发展。另外，土地使用与流转、金融体系、户籍制度、社会管理改革缺乏实质性政策突破，已明显制约县域经济发展。

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