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失地农民的社群隔离现象及其测量指标设计

社会隔离又称社群隔离，是指由于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社会距离而导致社会群体隔阂和疏离的现象（郭星华，2000）。城市社会隔离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在一个城市中，不同社会群体由于政治地位、经济收入、语言、种族、文化等社会差异，选择在城市不同的空间范围内聚居，形成相对封闭的不同社区。社区之间如果缺乏交往，久而久之，就会逐渐产生一定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从而形成相互疏远、隔阂、离散、排斥甚至敌对的状态（吕露光，2005）。在本研究中，笔者将社群隔离概念引入失地农民的研究，并将之划分为经济性隔离、自愿性隔离和制度性隔离三大部分。

目前关于隔离问题研究涉及经济方面的一般用的是“居住隔离”这个概念。居住隔离主要是经济分异所导致的居住条件、居住环境等方面的物质空间的隔离，它并不能完全涵盖城市失地农民隔离现状的经济方面的内容。在研究进程中，笔者发现，与城市居民相比，失地农民经济方面的隔离不仅仅包括居住隔离，还表现在生活水平、就业状况和消费能力等方面，故使用经济性隔离更为贴切。

自愿性隔离包括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隔离和心理隔离，是失地农民在文化生活与身份认同等方面的隔离。它是失地农民群体自愿与城市居民群体相分离的过程。失地农民群体成员找不到满意的方式与城市居民群体相处，他们就通过这一过程努力限制与群体外成员的接触。

制度性隔离是指在所有失地农民隔离状况的背后，都存在一系列的制度因素。这些制度因素既是失地农民隔离现状的重要表征，也是失地农民隔离现状的原因所在。它是一种外在因素的隔离，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现有土地管理制度的存在及实施，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失地农民的永久性隔离。

在这里，经济性隔离是失地农民社群隔离在经济层面的表征；自愿性隔离是失地农民社群隔离在心理和文化上的表征；制度性隔离是失地农民社群隔离在制度层面的表征。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法，以C市失地农民为个案，通过问卷调查、走访座谈，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失地农民的社群隔离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本次调查采取多段分层抽样的方式抽取样本。首先，将C市六个行政区划和两个开发区作为初级抽样单位，利用立意抽样方法，选择失地农民比较集中的C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朝阳区、南关区和宽城区作为主要调查区域。次级抽样单位是街道办事处，利用系统抽样法，从主要调查区域选择一个社区作为具体调查区域，分别为朝阳区双德街道办事处下辖的S社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下辖的F社区（由原双德乡前进村、光辉村组成）、宽城区兴业街道办事处下辖的T新村（由原奋进乡T村组成）、南关区明珠街道办事处下辖的X社区（由原幸福乡黑嘴子村为主的若干村组成）、鸿城街道办事处下辖的W社区（由原幸福乡刁家山、肖家堡、红星等村组成）、J二区（由原幸福乡东风村元东社组成）。最后，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进行入户抽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采用当面访问法，回收问卷500份，其中有效问卷480份，有效回收率为96%。

从调查总体情况看：被调查对象主要是年龄在46岁以上的中老年失地农民，占被调查对象总数的74.3%。他们文化程度主要以初中和识字不多或基本不识字为主，分别占被调查总人数的34.5%和30.6%。被调查对象中生活在农村10年以上的占90.2%，1999年前被征地后进城的占40.4%，多数人身份已是城镇户口（见表1）。

表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三 C市失地农民社群隔离的现状

（一）失地农民经济性隔离现状分析

笔者将失地农民的居住环境、经济收入、就业状况和生活现状作为衡量失地农民经济性隔离的基本指标。

1.居住环境

失地农民居住环境方面的考量主要反映失地农民的居住隔离问题。在调查过程中，出于敏感性的角度考虑，笔者并没有设计指标反映居住隔离问题^[1]，而仅仅根据对居住隔离的外部表征的观察进行考察。居住隔离的外部表征指的是能够体现出不同阶层住宅区之间差异及特征的一些要素，主要包括房屋质量、住区环境品质、公共配套设施和物业管理水准等要素。

房屋质量是居住隔离最直观的外部表征。目前C市对失地农民的安置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建立独立社区，原有的一个或若干个村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