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过程中，最大的满足是自尊心的满足。因为我在以前这些男朋友这里，都很颠倒的，没什么自尊可言。就是很迁就他们，他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要我办的事，我一定要想办法办到，就是这样的。在客人这里就不同了，客人有求于我，我就是很高傲的，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总觉得自己，反正他有求于我，我肯定高他一等……基本上就是我摆平他们的。

——快快^[1]

1998年7月，在某省妇女劳动教养学校进行当初没想到会历时10年（1998～2008）的“社会—心理—医学新模式赋权性服务妇女”^[2]项目的个案访谈^[3]中，我听到了被访者快快这段话，心中大吃一惊。因为这完全溢出了我们一直认为的“性服务妇女在性服务过程中丧失尊严”的常识，也与众多的研究中有关性服务者如何自轻自贱的论断相违背。

我并不怀疑这段话的真实性，因为这段话在整个被访者的叙述中的逻辑过程很完整，更何况，“丧失尊严”是一种主流用语，在劳教中的性服务妇女大多习惯于用这一词来表明自己的悔过自新，快快不会故意以反社会的表述来加大自己的被惩罚的风险。那么，在被普遍认为是“丧失尊严”、“自轻自贱”的性服务过程中，快快为何会认为自己最大的满足是自尊心的满足，她在性服务过程中收获了自尊？她又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自尊、满足自尊心的？而事实上，被访者中论及在性服务过程中的自尊或得到自尊者几乎占到被访者总人数的1/4，这进一步提示我这一个案并非孤案，有可能是具有某种常见程度性的常见现象。

快快以其个体化的自我叙述在常识和学术研究论断的华丽皮袍上划开了一个大大的口子，由此，性服务妇女的自身经验通过自身叙述进入了有关商业性性交易的论述之中，他者的视角和他者的话语被暂时搁置于一旁。而基于“自尊”一词内蕴的高尚、神圣、道德之意义，处在常识和原有研究论断与事实和新的可能性的夹击中，我陷入了学术焦虑之中。这一焦虑直到遇到维特根斯坦，才逐渐减缓，我开始认识到也许可以由此展开一种新知识的认知之路。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书中提出：

当哲学家使用一个词——“知识”、“存在”、“对象”、“我”、“命题”、“名称”——并且试图把握事物的本质时，我们必须经常这样问问自己：这些词在作为它们的发源地的语言中是否真的这样使用？——我们要把词从它们的形而上学用法带回到它们的日常用法上来。

如果“语言”、“经验”、“世界”这些词有一种用法，那么这种用法一定像“桌子”、“灯”、“门”那些词的用法那样平凡。

私人体验最关键的一点，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样本，而是没有人知道别人是否也有这个样本或者其它东西。这样一来，就可能作出这样一个尽管无法证实的假设：一部分人对红色有一种感觉，另外一部分人有另一种感觉。

清晰的表达能导致理解，而理解恰恰在于我们“看出联系”。

只要我能够把我的目光绝对清晰地对准这个事物，把它置于焦点之上，我就必定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4]。

借助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的哲学研究的真知灼见，我梳理出对“自尊”一词的新的理解。

（1）在日常生活中，“自尊”只是一种对“自我尊重”的肯定性表述，并未被形而上学地赋予德性的意义。

（2）对于作为一种主观心理感受的“自尊”，每个人的私人体验不尽相同，并且更重要的是没有人事先就知道别人的“自尊”私人体验，甚至即使知道了也无法理解。因此，人与人之间对于自尊的拥有和满足、实践和实现、知晓和理解的私人体验有着较大的差异。

（3）“自尊”的私人体验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和存在的真实。因此，它与其他真实的存在和存在的真实之间有着一种必然联系。我们对于自尊的私人体验的理解与否和理解程度，取决于我们是否能看出其中的联系和能在多大程度看出其中的联系。

（4）只要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目光绝对准确和清晰地对准“自尊的私人体验”和“自尊体验的私人空间”，把它们置于分析的焦点，那么，我们就必定能够把握包括性服务妇女的自尊在内的自尊的私人体验和私人空间这一事物的本质。

根据对自尊的这一新理解，我们不得不解答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是否在主流和公共的场域之外存在一个捡拾和安放自尊的非主流和私人空间，进而有了自尊的私人体验？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