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为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支付清算体系的运行情况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金融发展水平与交易活跃程度。目前，我国各地区的支付清算运行状况存在着较大差异，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不仅在非现金支付工具规模和银行结算账户数量上占据了主导份额，在资金流动方面也更为活跃。在报告的这一部分，我们将基于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数据，对我国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关系作一系统分析。

一 各地区的资金流动规模

首先来看各地区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资金流动的总量，即流入资金与流出资金之和。图1直观地显示了大额实时支付资金流动规模的地区分布状况。从图上可以看出，各省市大额实时资金流动规模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为明显的联系，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资金流动规模要显著超过中、西部地区。不过基于季度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显示，各地区的大额实时支付资金流动规模与GDP变动之间的相关关系很弱且不稳定，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支付清算运行趋势与经济增长挂钩。^[1]

图1 大额实时资金流动规模的地区分布

在2007年，资金流动总量最高的5个省市依次为北京、上海、深圳、广东、江苏，而资金流动总量最低的5个省市依次为西藏、青海、宁夏、甘肃和海南。到了2011年，资金流动总量最高的5个省市依次为北京、上海、深圳、江苏、广东，而资金流动总量最低的5个省市依次为西藏、青海、宁夏、海南和贵州。对比这两个年度的数据不难看到，资金流动规模在各地区的分布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见图2）。

图2 各地区大额实时资金流动规模注：该图只显示部分地区名称。

虽然各地区在大额实时资金流动规模上的排序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不过从数量上来看还是有明显的分散化趋势。以资金流动规模居前3位的城市——北京、上海、深圳为例，2007年，它们在全国大额实时资金流动规模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40%、18%和9%，而在2011年，这三者的比重分别降为34%、13%和5%，其他省市所占比重由34%提高到47%（见图3）。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资金流动分散化趋势并不是在所有时期都是一致的。例如，在2008年，北京所占资金比重一度下降到36%，但是在次年又回升到38%。这种份额变化很可能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之后我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有关，同时也显示了北京的金融枢纽地位，这使得它对于金融波动更为敏感。

图3 北京、上海与深圳大额实时资金流动规模占比变化

上述的分散化趋势也在地区内部大额实时资金流转规模的区域分布上得到了验证（见图4）。2007年，北京、上海和深圳在地区内部大额实时资金流动规模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45%、15%和5%，而在2011年，这三者的比重则分别降为37%、12%和4%，其他省市所占比重由35%提高到47%。

图4 北京、上海与深圳的地区内部大额实时资金流动规模占比变化

在大额实时资金的净流入上，各地区的排名情况与总体规模排名有着较大的差异（见图5）。2011年，大额实时资金净流入最多的5个省市依次为北京、江苏、广东、山东和福建，净流出最多的5个省市依次为上海、陕西、湖南、深圳和安徽。

对比各省市在大额实时资金流动规模状况，这一排名发生了很大变化，最为明显的就是北京与上海、深圳分居排名的两端。与此同时，各省市大额实时净流动状况在最近数年间也有很大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深圳在2011年由主要的资金净流入地区变为了主要的资金净流出地区。另外，北京与上海的大额实时资金净流动在相对规模上较其他省市大大下降了。

图5 2011年各地区大额实时资金净流动规模注：该图只显示部分地区名称。

在大额实时资金流动的平均每笔交易金额上，排名居前5位的省市依次为北京、上海、深圳、天津和辽宁，排名倒数前5位的省市依次为宁夏、安徽、浙江、海南和广东（见图6）。与2007年的情况相比较，这一分布模式没有非常明显的变化。从各省市的排名情况来看，大额实时资金流动的平均每笔交易金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更多地与各地区的经济形态及金融系统功能相关。

值得一提的是，从2007年到2011年，当各省市平均每笔交易金额普遍上升的时候，深圳的数值反而有所下降，这可能反映了深圳经济与金融结构的某种变化。

图6 各地区大额实时资金流动的平均每笔交易金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