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危机”以后，日本经济开始呈现衰退趋势。随着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不断下滑，“泡沫经济”时代积累起来的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开始不断攀升，目前已跃居发达国家之首。同时，人口少子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不断膨胀的社保支出不断抬高其国债依存度。在经历了“失去的20年”以后，日本经济正面临两大难题：一是需要在短期内刺激实体经济复苏，以摆脱经济长期低迷的困局；二是需要稳定经济、消除财政风险。但两者难以兼顾。

自2012年底组阁以后，安倍晋三积极推行所谓的“安倍经济学”，期待在短时期内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来使日本经济走出低谷，为中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重建财政创造条件。然而，其相关政策并没有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发挥多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存在着诸多风险，“安倍经济学”不具可持续性。

一 “安倍经济学”政策存在诸多风险

“安倍经济学”主要由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机动灵活的财政政策和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增长战略三部分组成。从本质上讲“安倍经济学”仍是一针“强心剂”，其巨大的政策剂量即使能够使日本股市在短期内“东山再起”，但能否成为刺激实体经济复苏的动力仍值得商榷；而且，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政策措施都存在不同的风险，甚至与其长期政策目标相背离。

（一）量化宽松与维持低利率政策之间的二律背反

在2014年4月1日实施第一阶段消费税增税以后，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在第二、三季度出现了比较大的回落，特别是第三季度出现了7.1%的负增长。为了避免2014年度日本经济再次探底，日本央行只能在10月31日继续出台第二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加大货币政策的剂量。

当然，连续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高日本社会对通胀的预期。问题是，一旦形成通胀预期，日本央行则马上面临利率上调的压力。以日本目前的债务规模，每年的债务还息已占国家预算规模的1/4，利率上升意味着日本国债还息成本的增加。因此，为了控制国债规模的增加、控制还息成本的上升，日本央行迫不得已继续维持低利率政策。在调息的压力下，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或将丧失其调控的功能。

因此，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以后，日本央行可能不得不面临“低利率”和“控通胀”的取舍，之前货币政策的红利可能消失殆尽。在丧失货币和财政政策调控功能的情况下，难以排除2015年度日本经济再次出现衰退的可能性。

（二）消费税增税与经济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

按照野田内阁时期通过的消费税增税法案，为了给消费税增税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日本政府必须以经济复苏为前提。而据日本政府的测算，消费税增税的前提是必须使实际GDP保持正增长。因此，安倍内阁自2013年底就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大型财政刺激计划，为2014年的消费税增税创造条件。问题是，如何在消费税增税后寻找经济增长点。如果继续依靠“强心剂”式的政策手段，那么在2017年4月的第二阶段消费税增税后，日本将陷入“增长→增税→再增长→再增税”的发展怪圈。“安倍经济学”的政策逻辑令人深思，即实现一国经济增长的目的，究竟是帮助政府实现税收最大化、偿还公共债务，还是扩大就业、提高国民生活水平？^[1]

（三）经济复苏的“绊脚石”——社保透支和财政风险

首先，在少子老龄化的背景下，日本目前的社保开支已不堪重负。社保的财政预算缺口每年以1.2万亿日元左右的规模不断增加。如果要彻底解决社保财源问题，日本政府必须大幅上调消费税税率。即使税率上调至10%，所获得的税源最多只能填补目前的社保预算缺口。所以，只有在长期内保持稳定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才能通过财政的增税增收来填补今后不断扩大的社保收支缺口。

其次，目前日本公共债务总额已超过1000万亿日元，如何消除财政危机、重建财政是日本面对的又一个重大经济问题。对此，安倍内阁若能通过财政的增收减支来实现财政重建，则可以事半功倍。但是在未来劳动人口不断减少的背景下，按照日本政府的测算，日本若要将其债务总规模削减至GDP 60%的水平，必须同时实现三个目标：将消费税税率大幅上调至33%～35%，实际GDP的年增长率维持在3%左右，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保持在3%以上。要实现以上这些目标，必须制定刺激政策以外的增长战略计划。但是从现阶段来看，迫于自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和各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