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是经济、科技、社会等领域由落后向进步、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动力。在工业文明社会，能源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推动或制约经济发展，可谓如果没有能源，一切现代物质文明也将随之消失。因此，能源安全问题不仅涉及经济发展，还关系到国家战略。二战以后，日本通过政策转型很好地规避和弱化了不同时期的能源约束问题。

一 能源供应不足的经济恢复期——以煤炭为主的增产政策

日本为支撑对外侵略战争，将其国内主要物资的生产长期集中于军需状态，能源资源分配严重失调，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加之美国空袭日本本土造成的损失，二战结束初期的日本经济萧条。日本经济复兴面临的主要“瓶颈”约束是煤炭、石油等能源的供应不足。

（一）煤炭、石油等能源的供应不足

二战结束初期，作为日本能源结构主体的煤炭的产量骤然下降，其供求关系更是极度不平衡。二战期间，日本的煤炭供应在最高峰时为1940年的6700万吨，到战后的1945年8月则跌至167万吨，11月更是锐减为55万吨，比最高时的产量差了约120倍。如果比较实际产量与需求计划的比例可看出，1945年的8月、9月、10月、11月这一比例分别为46.2%、23.6%、39.6%、34.6%。^[1]

此外，战后初期日本的石油供应也面临短缺。战时日本的炼油能力高达约1700桶/日，而战后炼油厂的实际产油量只相当于空袭前生产能力的4%。^[2]战争结束时，原油库存不过9.9万千升，与开战时的371.2万千升相比，不到其3%。^[3]战争给日本的石油产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受到破坏的石油冶炼设施的生产能力跌落到战前生产能力的51%。^[4]在太平洋沿岸的17所炼油厂中，有15所遭到轰炸燃爆，未遭破坏残留下来的只有2所。^[5]受到空袭破坏的炼油厂的永久损坏率为75%，损坏金额是投资额的32%；受到空袭破坏的人造石油工厂的永久损坏率为90%，损失额是投资额的42%。^[6]

（二）增产政策的实施

日本通过煤炭增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煤炭产业、钢铁生产分别从1947年度后半期、1946年第四季度开始明显恢复。^[7]就煤炭产量而言，1946年煤炭产量不足2300万吨，1947年煤炭产量增加到了2900多万吨，到1948年则大大超过了“年产3000万吨”的目标，到1951年已超过4600万吨，约是1945年的两倍。在石油产业方面，战争结束后不久，日本对石油产品的消费量大幅度下降，1945年的消费量不及战前的最高水平，仅为1937年和1938年消费量的1/10。此后，石油产品的消费量逐年上升，直到1952年，年消费量已经基本超过1937～1938年的水平。

综上所述，从日本经济的复兴速度和效果而言，日本对煤炭、石油等能源实施统制管理，不但突破了能源供应不足带来的瓶颈约束，而且使其成为促进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通过国家统制政策解决问题毕竟是一种适用于特殊时期的过渡性、限时性措施，当其适用的特殊环境结束之后，单一的国家统制管理模式也就应该寿终正寝。

二 亟须能源的高速增长时期——确立“油主煤从”型的综合能源政策

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原有的“煤主油从”型能源结构及其政策体系很难得以维持和存续。日本在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和世界能源革命“内生”与“外压”的影响下，不得不探索和追寻适应经济新形势的能源政策。

（一）高速增长与能源结构的矛盾

在二战前后日本能源政策的总体基调是“煤主油从”型政策，国家对煤炭产业采取的是行政管理政策，并在必要时或干预或保护国家煤炭产业，而对价格低廉且丰富的石油产业则采取行政限制手段，尽量减少原油进口。因此，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初期，这种政府管制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国产煤炭价格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产业对石油的需求却急剧攀升。显然，“煤主油从”型的能源结构已经不能适应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了。

（二）“综合能源政策”的确立

日本转变能源消费和供应结构，推行以石油为主的综合能源政策（以下简称“综合能源政策”）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1960年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年向欧洲派遣能源政策调查团、1960年开始实施“贸易外汇自由化”等方式逐步推进的。

在上述基础之上，日本明确提出了应把“低廉、稳定和自主”作为综合能源政策的原则^[8]，即在开放经济体制下，为加强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要在确保廉价能源供应的同时，尊重消费者对能源的自由选择权；从经济安全的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