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爆发的东日本大地震成为日本能源战略的重要转折点。此次地震不仅彻底摧毁了日本的所谓“核安全神话”，而且基本瓦解了长期以来日本所精心构筑的能源安全体系。此外，此次灾害也被视为日本难以兑现其在《京都议定书》中所做国际承诺的关键原因。^[1]

2012年底，安倍晋三率领自民党重返政坛，在能源战略上他宣布告别民主党政权所确立的“弃核战略”——2012年9月14日，民主党执政的日本政府公布了《创新型能源环境战略》，宣布放弃其于两年前（2010年6月）通过的《能源基本计划》，宣布放弃所谓“核电立国”的能源战略。^[2]2014年4月，自民党执政的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新《能源基本计划》，核电被定义为“重要的基荷电源”。不言而喻，重启核电成为安倍内阁能源战略的基本方针。但是，如何重塑新的能源发展蓝图仍是日本面临的紧迫课题，日本能源战略转型仍处于进行时状态。

很显然，日本能源战略转型将朝向怎样的目标、其政策组合又将如何构成、其未来发展模式将呈现怎样的特征，这些都与其当前能源供需现状、既有能源体系、所面对课题等背景因素密切相关。本文就将从“能源链”的视角出发，从分析日本能源消费结构、既有能源供给体系、发展瓶颈等入手，探讨日本能源战略转型的方向、内容构成及其发展趋势。

一 日本能源消费结构及其调整变化

一国的能源消费规模、消费结构及其发展趋势，是该国政府制定能源供给模式，特别是通过政府政策来干预市场供需的重要依据。二战之后，特别是经济复兴期结束，日本经济开始步入高增长阶段的1955年之后，如何实现稳定的能源供给体制成为日本政府难以回避的重要课题。

概括而言，日本能源消费大致经历了三个典型阶段。第一阶段是1955年至1970年前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特征是能源消费各部门全面增长，而且能源消费的增速甚至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不过，得益于当时国际社会稳定，市场提供了廉价且稳定的石油供应，能源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课题。第二阶段是1970年至1990年，日本经济增长经历了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增长两大阶段。受两次石油危机冲击，日本的产业部门普遍实施“省能源化”改革措施，日本的产业结构特征从“重厚长大”型成功转型为“短小轻薄”型。因此，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产业部门能源消费下降导致整个日本能源消费增速得到控制。第三阶段是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由于各种家用电器及电子通信设备的快速普及，家庭部门及业务部门（写字楼、宾馆及商厦等服务业部门）的能源消费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这拉动了整个日本能源消费的增长。

从产业部门、民生部门（包括家庭部门和业务部门）及运输部门三大能源消费部门来看，其特征是：1973～2011年，产业部门的能源消费发展平缓，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2000年之后出现了下降趋势，2011年产业部门消费量是1973年的0.9倍；与此相反，运输部门和民生部门均出现了能源消费倍增，前者2011年的消费量是1973年的1.9倍，后者更是达到2.4倍，在民生部门中的家庭部门2011年的消费量是1973年的2.1倍，业务部门为2.8倍。^[3]

受上述各个部门消费规模变化影响，日本能源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产业部门从1973年在全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高达65.5%下滑至42.8%；二是民生部门（家庭和业务部门组成）的能源消费占比则从18.1%攀升至33.8%；三是运输部门也出现增长，从占比16.4%增长至23.3%（见图11-1）。^[4]

图11-1 日本最终能源消费与实际GDP增长（1973～2011）

也就是说，从1973年至今，日本能源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制造业已经不再是唯一的能源消费大户，今后伴随日本企业不断实施海外转移的步伐还将出现减少趋势；相反，个人家庭消费以及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增大，其能源消费占比也在不断提升；再就是汽车等交通工具的能源消费，这既包括了个人在家庭轿车、公共交通工具的能源消耗，也包括了能源消费增长势头更快的运输服务业。

总之，日本能源消费结构形成了如下三大特征。

第一，制造业为主的产业部门实现了能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目标，其总占比也大幅降低。

产业部门主要包括制造业、农林水产业、矿业和建设业，服务业被划分到民生部门的业务部门。以2011年为例，产业部门能源消费总占比为42.8%，其中，制造业占到其中的九成左右。

事实上，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