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3年01月 |
全球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全球以发达国家为消费极、以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生产极的“恐怖平衡”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危机不断蔓延与发酵,消费疲软,就业不振;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普遍因外需市场持续萎缩而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在此背景下,为了重塑世界经济的平衡,重构虚拟经济的实体支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掀起了以新一轮技术革命为依托的制造业回归战略,加速了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的调整与重构,促进了国际生产力的重新布局。全球制造业回归战略的实施,对我国和上海的工业经济发展带来多重机遇和挑战,将进一步推进我国和上海的工业发展战略的调整。
一 全球制造业回归的背景、实质及路径
“制造业回归”的概念始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德国的鲁尔地区、法国的洛林地区对传统煤炭钢铁等重工业基地的振兴和改革而被首次提出,当时的主要表现就是对工业结构及其技术水平提升的“再工业化”。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冲击下,全球经济结构面临着新困境,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提出了新一轮的制造业回归战略,制造业回归也表现出新的形式及特征。
(一)全球制造业回归的背景
当前发达国家掀起的新一轮全球制造业回归具有新的时代背景,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1.“恐怖平衡”失衡使得世界经济结构面临重构
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际产业经过了“四次大转移”。第一次产业转移发生在美国工业化升级时期,美国的原有制造业向日本、德国转移;第二次产业转移发生在美国带动下的日德工业升级阶段,美国产业的再次高级化也带动其产业转移承接地——日德的工业化升级,致使日德原有的产业开始向亚洲“四小龙”转移;第三次产业转移是随着亚洲“四小龙”工业化阶段的转变,部分产业开始向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的中国、东盟地区转移;第四次产业转移是随着模块化生产的兴起及发达国家工业化水平的进一步升级,一些产业或部分生产环节开始从发达国家全面向东盟、中国转移。在四次国际产业转移之后,发达经济体“去工业化”态势日趋明显,其制造业在国际及国内的比重不断萎缩。以美国为例,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比重超过40%,但21世纪初期下降到20%。在美国国内,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也由最高时的30%下滑至11%左右。[1]在此背景下,世界经济格局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消费极,以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生产极的“恐怖平衡”。而这种“恐怖平衡”因受国际贸易摩擦、区域冲突、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面临着诸多不稳定因素。2008年,始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造成了发达国家消费能力急剧下降,也加速了“恐怖平衡”的失衡,致使世界经济结构面临重构。
2.发达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冲击中面临严重增长危机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在“去工业化”的过程中,服务业发展迅猛,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因自我增值能力强而迅速扩张,造成虚拟经济膨胀和泡沫化,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严重失衡。以美国为例,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鼎盛时期的27%下降到11.68%,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从21.6%降低到9.1%,而金融业、房地产服务业等虚拟经济的利润占美国企业利润总额的比例在40%以上。[2]在此背景下,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国内经济增长的系统性风险剧增。自全球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系统性风险加快显现,经济增长陷入持续低迷,失业等问题不断恶化。截至2012年第三季度,全球经济中接近2/3的部分收缩或减速(见图1),80%的国家和地区制造业活动处于收缩区间,经济增长乏力,并出现反复。[3]
图1 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
由于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缺乏制造业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撑,其发展缺乏可持续性,也难以为经济增长提供原动力。美国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并提出要从过去维系在金融信贷上的高消费模式,转向出口推动和制造业推动的成长模式,并要在危机过后重新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平衡。[4]
3.新一轮技术工业革命为制造业升级创造契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新能源技术的不断突破,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孕育而生。进入21世纪,新技术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