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引发了全球金融业变革与反思的热潮，其核心问题在于对现代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重新审视，由此也将开启各国金融业功能理性回归的新阶段。2012年初，温家宝总理在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做好新时期的金融工作，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共生共荣。这是今后一个时期做好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新时期金融发展的主导思想，并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些都反映出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功能将是未来金融业的主导发展战略。上海是我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在探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也肩负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一 国际金融业变革的新动向：金融功能的理性回归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各主要发达国家对金融发展理念进行了深刻反思，并纷纷开展了一系列金融业改革：一方面，加强了金融业审慎发展的监管与规制建设；另一方面，重新审视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推动了金融业功能的理想回归，强调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

（一）美国新金融改革法案采用了“沃尔克原则”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揭露出美国华尔街私人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银行业不愿意向中小企业提供支持，而更愿意开展具有高收益、高风险特征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和高利率的垃圾债券等投机性金融业务的现实。2010年7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该法案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新法案采用了“沃尔克原则”^[1]对银行业进行监管，包括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其目的在于约束金融衍生领域的过度发展，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和稳定性，推动金融市场与金融服务业向本质功能的回归。

（二）欧盟及英国：加强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

在欧盟及英国，也开展了类似的金融改革。2010年9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项立法建议，主张通过多项措施加强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提高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透明度和安全性。2011年9月，英国独立银行业委员会（ICB）发布银行业改革方案报告，提出了改革英国银行业的一揽子政策建议：一是通过在银行内部建立独立的零售银行并主要从事个人和中小企业存贷款业务等方式隔离银行零售业务和批发及投资银行业务，切实切断银行内部风险传递。二是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零售银行制定更加严格的监管标准和要求，提高损失吸收能力。三是深化银行结构改革，将市场竞争纳入金融监管范畴，以增强市场活力、提高有效竞争水平。

（三）《巴塞尔协议Ⅲ》强化了对银行业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监管要求

长期以来，《巴塞尔协议》发挥着全球性银行业监管规则的功能，金融危机的爆发则直接催生了新版巴塞尔协议。2010年，巴塞尔委员会通过了《巴塞尔协议Ⅲ》，其改革意图在于创造出更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主要修改内容为：提高银行最低资本要求，增强资本质量；提出新的计量指标，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设立“资本防护缓冲资金”，提高整个银行业在危机中的恢复能力等。2012年6月，《巴塞尔协议Ⅲ》发布最终规定，要求银行业的报告将使用统一模板，还要将银行资本工具的具体特点纳入其中。《巴塞尔协议Ⅲ》的推出，有助于国际银行业更为审慎地开展各类风险敞口较大的表外资产业务，有助于其回归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传统信贷业务，也有助于有效防范过度衍生化发展的金融体系所存在的巨大风险。

二 上海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现状与特点

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国家赋予上海的重大战略任务。在国家战略支持下，近年来上海金融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国内外金融机构更为集聚、金融业务规模持续扩大，这为上海加快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动能。后金融危机时期，各界更普遍关注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业发展与实体经济关系的问题。

（一）政府导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关于加强和改进金融服务支持上海实体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

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信贷资金“借道”流入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开展投机交易等不良现象，上海市及金融监管部门通过出台政策文件、加强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