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1]这种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概念下的投融资模式与项目管理模式，在中国业已受到有关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在贯彻“五位一体”取向的全面改革与科学发展总体战略中，PPP概念下的机制创新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产生宝贵的正面效应，形成可观的潜力与活力的释放。

一 PPP的正面效应分析

过去认为只能由政府运用财政资金来做的一些公共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公共服务项目，在PPP的模式下，转变为可以由非政府的企业主体、民间资本、社会资金来做，形成特许权管理框架下的有效供给，更快、更充分、更有质量、更具绩效水平地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这种新境界，对于现在迫切需要应对新矛盾、新挑战，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的中国，对于我们化解“中等收入陷阱”“转轨陷阱”等潜在威胁因素，推进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具有莫大的意义。

（一）从政府的角度看PPP的可能贡献

政府的职责合理定位，已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几十年中反复讨论，大家都同意政府要做好自己应做之事这个原则。但具体考察一下，当下，在充分尊重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摆在政府面前的应做之事仍然千头万绪。择其要者，至少要说到未来几十年间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支出压力这两件大事。

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从大数说，未来几十年间，在城镇化实际水平从目前的40%上下要一路走到70%左右高水平、再转入相对平稳发展期之前，约有4亿人要从农村区域转入城镇成为常住人口（平均一年1300万以上）。别的不说，进城人口所需的“市民化”待遇，必须得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效供给的支持和保障。静态算账，所需的投入资金量按一人平均10万元算，就是40万亿元；如一人平均15万元，就是60万亿元。如此天文数字的投入，仅靠政府包揽来做，肯定是力不从心的。必须打主意，使道路、桥梁、隧道、涵洞、上下水、供电、供热、供气、医院、学校、绿化等公共品、准公共品的供给，得到已壮大、雄厚起来的民间资本和社会资金的支持，这样才有望以必要投入支撑这几十年间的发展过程。客观地看，实际生活中这方面的压力已使地方政府这些年的隐性负债大增，需要积极考虑在地方债增量、存量两方面由民间资本、社会资金来有效置换和替代。

再就是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必将在未来几十年内需要大量的公共资源投入，以满足养老、医疗服务的客观需求。按照有关测算，人口老龄化对于中国整个养老体系形成公共支出压力的高峰，约出现于2030～2033年间。从现在算起，已不到20年的时间，在高峰期出现以后，这种压力的缓慢下降还要有几十年的过程。在这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之内，中国养老体系从硬件到服务的所有投入，必然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如果不适应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来做制度和机制方面的预先准备，那么政府履职将是不合格的。所以，必须从战略角度考虑，运用PPP模式创新来鼓励、吸引大量民间资本与社会资金进入养老事业和产业。

总之，对于政府来说，PPP是必须积极运用以推进现代治理中化解财政压力、债务压力和充分尽责地实施和谐社会管理、贯彻“中国梦”发展战略的机制创新。

（二）公众可能从PPP中获益

中国现在进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阶段”，公众在此阶段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空间极大地被激发出来以后，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是倍增的。中国有句俗语可用于形象化描述现在的社会心态，叫作“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应该说，自己跟自己比，绝大多数人都是越来越好，但是满意度并没随之上升，所谓“幸福感”没上来，甚至不升反降，更带有以焦虑、纠结为特点的情绪与心理感受。其实拿世界上所有经济体比照下来，都有这样的特点。这个挑战的应对要求，就是公众需要更好的公共服务，得到能更好地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愿望的“有效供给”。这方面PPP的可能的贡献就是，可以在政府继续发挥作用的同时，把其他的社会力量（企业的、社会组织的——可以包括非营利机构、专业机构、志愿者组织等所有力量）结合在一起，不仅壮大资金力量，而且可以在运营管理和绩效提升上优势互补，各方以最有优势的特长去管理最适合由自己防控的风险，这样可以使公共工程、公共服务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质量水平、绩效水平、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