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单纯依靠要素递增推动的传统经济受到了来自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的挑战和压迫，尤其是新型“移动互联”企业的异军突起让资本疯狂追逐“移动互联网+”的模式，使知识的交叉与融合度空前提高，在资本与知识的双重作用下必将诞生出新型知识驱动的创新城市。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万众创业、大众创新”施政纲领，提倡全社会来参与知识的创新与产业的升级。然而，众所周知，所有的创业和创新来自知识的外溢所产生的新知识、新科技，知识是这一切创新的基础，城市作为新经济的载体，其知识资本存量的增减、知识传递速度的快慢往往会决定该城市发展潜力的大小与创新的高低。因此，新常态下知识城市对知识传递速度、新知识产生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寄期望于知识的“跨界”、“重组”，打破原有的旧模式，实现不同知识学科的交叉、不同知识领域的结合，创造出新的技术为城市带来新的活力与增长点，促使城市在知识需求、知识投入、知识产出、知识转化上实现新的跨越。

二 知识城市竞争力的现状^[1]

1.知识竞争力整体均值下降，城市间的差异缩小

2013～2015年度知识城市竞争力总体上呈现均值逐年下降，标准差、方差也随均值的变化正态分布，总体均值等相关指标的下降代表着我国城市的知识竞争力差距开始缩小。随着我国进入经济转型期，城市对知识需求、投入有明显的增加，2013年“我国科技经费投入继续保持增长，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首次突破GDP的2%”^[2]可以充分地佐证这一点。变异系数的变化起伏较大，2013～2014年度呈现缩小状态，2014～2015年度变异系数出现拉大的趋势，这与专利指数数据来源的变动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国际专利替代了原来的国内专利，这一变化更有利于一、二线城市，国际专利的申请难度和费用都远高于国内专利，很多三、四线城市由于技术人才与资金的匮乏很难取得国际专利，使本年度的知识城市竞争力总体的差异系数上升，呈明显离散趋势，见图6-1。

图6-1 2013～2015年度知识城市竞争力总体变化

2.我国知识城市竞争力省级排名的空间格局未变^[3]

2015年我国知识城市竞争力排名的省域分布没有大的变化，依旧是沿海的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港澳最为强大，最具知识竞争力城市大多分布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带，由此可见知识城市竞争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密切，也是可持续竞争力的重要组成。西南各省中，重庆的竞争力明显高于周边地区，中部地区的湖北省较为突出，北京、天津所在的环渤海地区的竞争力依然强大，但是向周围外溢不足，对同区位的河北省没有明显的外溢效应。西藏、贵州、云南、宁夏、甘肃、山西依旧是知识竞争力最弱的省份和地区，见图6-2。

图6-2 我国知识城市竞争力排名省域分布

3.我国知识城市竞争力区域均值降低、差异缩小

从区域的角度来看，2013～2015年度港澳地区的知识城市竞争力指数最高，东南紧随其后，并且对港澳地区形成追赶的势头，两者的差距逐年减少。随后是环渤海和东北地区，其均值都在全国均值之上。中部、西南、西北地区属于我国知识竞争力较弱的区域，但是可喜的是在全国其他区域均值快速降低时西南、西北地区的降幅很少，说明整体差异出现缩小，见图6-3。

图6-3 2013～2015年度知识城市竞争力区域均值

图6-4 2013～2015年度知识城市竞争力区域值标准差

为了更好地观察区域内部差异程度的变化，本报告分析了2013～2015年各区域的标准差，发现港澳区域的差异波动最大，2015年度内部差异降至0.058。另外环渤海、东南地区的差异收敛得不够显著，说明该区域的内部差异依旧存在。最后，东北、西南、西北、中部区域的内部差异开始逐年降低，这点也印证了上文我国知识竞争力指数整体差异缩小的结论。

三 知识城市竞争力单项指标解析——专利指数

2015年度城市竞争力的指标构成与过去两年相比基本没有变动，见表6-1，以测度城市的知识发展水平为中心展开，从知识需求、知识投入、知识产出和知识经济四个方面来系统测度城市在知识存量、传递、创造、转化方面的发展水平，其核心是通过测度知识驱动对城市发展的贡献来判断知识城市的排名。在知识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中，知识需求代表着城市对获得知识的支付能力，与城市的科技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