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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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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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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
  男,山东济南人。博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社会... 详情>>

    上海市领导干部宪法意识调研总报告

    作者:吴天昊 出版时间:2012年12月
    摘要:本调查报告从宪法认知、宪法知识、宪法评价、权利意识、权力观念、宪法期待、宪法信念等七方面对上海市领导干部群体宪法意识进行了全面解析。同时,还采用第三方评估的方式,从普通居民、专业人士和律师的角度,对领导干部群体的宪法意识进行了多维度的扫描。

    一 调查背景

    2012年是我国现行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这部宪法吸取了“文化大革命”忽视法治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经过充分酝酿和全国人民的广泛讨论,是一部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根本大法。1982年宪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1]。

    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基本社会共识。宪法至上、尊重宪法、维护宪法的权威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备要件。但是从法治实践客观情况来看,宪法的应然权威与实然地位存在着较大的反差,忽视宪法、蔑视宪法乃至违背宪法的现象成为制约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严重障碍和阻力。

    一个国家社会成员的宪法意识水平直接影响到宪法权威的树立和国家民主与法治建设的进程。进行宪法意识的调研有助于了解和掌握社会公众对宪法的认知、态度和情感,一方面可以为定量分析宪法实施状况提供第一手材料;另一方面也为评价我国宪法学教育以及普法教育的效果提供客观依据,并提出改进的建议。

    在此之前,已经有学者和研究团队进行了以“宪法意识”为主题的调查研究,如1985年,在北京地区进行的公民宪法意识调研,[2]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韩大元教授主持的“中国公民宪法意识调查”[3],2002年华东政法学院徐向华教授主持的“上海市民宪政意识与法制宣传教育调查”[4],2003年湖南行政学院教授刘丹主持的“领导干部宪法意识问卷调查”[5],广东商学院邓世豹教授2010年主持的“法官检察官宪法意识调查”等。[6]在现行宪法实施30周年之际,本次调查选择上海领导干部群体进行宪法意识调研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马克思指出,“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剧作者”。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领导干部群体也有双重属性。一方面,领导干部群体具有“剧作者”的特点,是推进法治建设的主导者。与西方的“社会演进型”法治发展道路不同,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政府主导型”的特征,国家对法治现代化的目标和实施方略做出宏观决策,实行某种形式的总体设计,自上而下地领导和推动法治建设。在这一过程中,领导干部群体是贯彻落实“法治系统工程”的领导者、组织者、实施者,他们的宪法意识水平是影响和制约法治建设的重要因素。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首先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宪法,自觉遵从宪法的权威,不仅是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能力的需要,对于广大人民群众也能很好起到表率和示范的作用。另一方面,领导干部群体又是法治体系的“剧中人”。法治的要义在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依法治国意味着一切公共权力都必须以法律作为其存在基础,即权力须依法设立、依法取得、依法行使并被依法监督和依法评价。领导干部群体作为国家公权力的具体运用者,在推进法治建设过程中首先必须依法履行职权、遵循法定程序,尊重和保护公民的权利自由,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调查这一群体的宪法意识状况是了解中国法治现状、探究法治发展症结的一个独特视角。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提高社会成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群体的宪法意识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国际化大都市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上海已经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了明确的目标。1989年8月11日,上海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开展以宪法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教育的决定》,规定每年宪法颁布日(12月4日)的当周为宪法宣传周;2008年成立依法治市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任组长、市长任副组长;2011年9月14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深入推进依法治市”工作大会,全面部署推进地方法治建设;在上海“十二五”规划中专门纳入了法治建设的内容,提出了要将上海建设成为“行政效能最高、行政透明度最高、行政收费最少”的行政区之一,努力使“上海成为法治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着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通过本次调研,有助于了解领导干部群体的宪法意识水平,发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明确努力的方向。

    二 调查指标体系

    宪法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是法律意识的属概念。宪法意识是人们关于宪法和宪法现象的知识、观点、心理、思想和态度的总和,是一种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