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法治是一种治理国家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是一种社会意识，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及其良好的运行状况，而且包括良好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观念和意识是制度的灵魂，是法律制度得以产生和正常运转的指导思想和精神动力。^[1]宪法是国家治理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法律地位和法律权威，是所有社会成员的最高行为准则，是其他一切法律规则的本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是完善整个国家的宪政制度，而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培养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由于执行公务的过程实际上是“宪法及宪法性法律的适用过程，因此，宪法的直接法律效力主要表现为对公务员的直接效力”。^[2]从这个角度而言，在公务员这一最具代表性群体的领导干部层面对宪法的贯彻和体现是社会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明确依宪治国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树立和维护宪法权威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

自1982年宪法颁行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法治事业和宪政建设也日臻完善。与此相伴，宪法学理论的研究同样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对于宪法意识的研究似乎显得比较薄弱。在理论层面上，无论是宪法学教材，还是学术论文对此都鲜有涉及，包括最新的宪法学教材和新近的理论成果。即使偶然专门论述宪法意识者也略显教条，缺乏科学性与系统性。在实证层面上，关于宪法意识问题的定量分析，寥寥无几。在仅有的几篇文献中，学界主要对不同主体的宪法意识进行实证分析：①对普通公民的宪法意识领域。韩大元、王德志^[3]调查和分析了北京、山东、江苏、海南、内蒙古、山西534位公民的宪法意识；王圭宇^[4]调查和分析了河南445位公民的宪法意识；张晓琴^[5]调查和分析了宁夏各市县区516位公民的宪法意识水平；②对专业人群的宪法意识领域。邓世豹^[6][7]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分析了111位法官和107位检察官的宪法意识，研究法官和检察官宪法意识的特点；刘丹^[8]对湖南省230位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进行了问卷调查；李红丽、乔芬^[9]调查分析了山西省426位农民的宪法意识水平。尽管上述研究成果对宪法意识水平进行了较为深入和细致的调研，为定量分析宪法意识提供一些信息材料，其所提出的改进建议也具有一定的客观依据。但通过细致分析，其有三点局限：①由于相关数据采集的时间略显陈旧，如韩大元（2002年）、刘丹（2003年）、王圭宇（2005年）、邓世豹（2009年），这些调查无法体现宪法意识在最近几年的发展趋势；②学界目前将关注的重点主要聚焦于普通公民，对于宪法实施的推动者、示范者、引领者的领导干部这类群体的宪法意识调查极其缺失（在仅有的调查文献中仅有刘丹进行了这类调研，但其所称的领导干部的范围与本文不同，其将科级及一般干部也纳入了领导干部的范围），这也导致现有研究结论的解释力和可信度有所降低；③研究方法和手段较为单一，主要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进行了简单的分析，由于宪法意识内部结构的多层次性，亟待运用更为复杂和运算能力更强的统计软件进行全面而细致的定量化评价。这些不足影响了该领域学术研究有深度、多层次地渐次展开。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展开进一步分析。

二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领导干部宪法意识指标体系

（一）基于原理与具体步骤

1.基本原理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运筹学家、匹茨堡大学教授T.L.Saaty^[10]提出的将与评价决策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指标等层次，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综合的多因素决策理论和技术。^[11]它是一种有效处理那些难以完全用定量方法来分析复杂问题的手段。AHP法的基本原理就是把要研究的复杂问题看做一个大系统，通过对系统的多个因素的分析，划分出各因素相互联系的有序层次；再请专家对每一层次的各因素进行客观的判断后，给出相对重要性的定量表示，建立数学模型，计算出每一层次全部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的权数并加以排序；最后根据排序结果进行规划决策和选择解决问题的措施。^[12]

2.具体步骤

（1）构造判断矩阵。

构造判断矩阵前，对于每一层次的指标进行重要性排序，这个重要性是通